而且更离奇的是，这个案子早就不是最初两人之间的诉话，而变成了两大集团之间的激烈对抗。支持地主的是地主集团，支持的农民的却不只是农民，还有城市的工商界。这期间，双方智囊团穷经搜典，奇招尽出，甚至请到了庞大的话师团，为打赢这场官司，可谓不惜血本。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绝对不是一起偶然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期，不同群体之间利益诉求矛盾的体现。沈默按照这则新闻最后的提示，翻到了第十四章“谈经论道”读到了一个笔名叫“玉池，的人，对这起事件的深入分析。
那位“玉池，说，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是该不该将货币定额地租改回实物分成地租，回想起十几年前，地主收取地租，还是以实物为主。但是十年前，东南一带的地主，纷纷逼着佃户重签契约，不再收实物，而是一律改收银钱。这才刚刚十年时间，为什么地主们又变卦，想要改回来呢？根据沈阁老所著的《经济学》，任何行为的目的，都是经济目的，试分析地主老爷们前后矛盾的两种心态。
其实，地主们将实物地租改收货币地租，基本是与一条鞭法的推行同步的。朝廷将实物田税改银，并允许纳银代替赋役，这样做的坏处是，纳税人必须要将生产的实物出售，换取银钱完税。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鼻人集团的盘录。地主们为了向佃户转移负担，才改变了收租办法，开始收取货币租。
另外，收取货币租还可以消除佃户偷奸耍滑的门路。江南农民专种一种叫做“不道糯，的稻子交租，因其产量高，出米少，质量差，所以称为“谩官稻，。还有种芒稻的，芒长约二寸，每四石出米量不及其他稻子的一石，以此交租，故地主佃农时常发生争执，虽然地方官屡加禁止，但农民照常此交租。改为货币租后，便可以不受ｌ次粮顶租…之苦加之世风变化，如今人们对于钱和物的看法，已同前人大有不同。不再以简单朴素为常，而是以奢侈享受为荣。故而地主不重布帛菽粟而重金钱，得金不患无粟。且缓急转移，易以万物，多金尤便。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地主集团迫切希望改变收租的方式，在他们的活动下，各省允许地主“起田另佃”虽然引起了极大的反对，但在徐阁老的力主之下，地主们还是与佃户重签了田契，将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然而为何刚过十年，就又想改过来了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物价飞涨！如果谁有十年前的报纸翻开看看就会发现，在这十年间，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价格，平均上涨了一倍，这还是官府对事关民生的商品，始终努力平抑物价的结果。那些非生活必需的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两倍。
《经济学》上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而倒霉的地主老爷们，费尽心机将实物分成地租改成了货币固定地租，也就荣幸的加入了这一行列。
《日报》曾经做过调查中小地主每年的平均地租收入是五百两银子，一百五十两用于交纳各种赋税，二百两用于基本开销，还有一百五十两可以改善生活，或者扩大生产。
每一年物价上升一成，他的生活成本就增加二十两而可以〖自〗由支配的银钱，却会少十五两。每年都如此，地主老爷们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佃户们却开心了。改成货币定额地租后地主们不再管地里种什么，他们可以选择以种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为主，以种植粮食蔬菜为辅，这样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又可以不受物价上涨之害。
所以说，这十年来，地主们的日子越过越惨，佃户们却越来越滋润，这就是双方一个想改回从前，一个坚决不改的原因所在。
而后来城市的士绅，加入支持的农民行列，也是毫不意外的一这些以工商业起家的新贵，与传统地主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源只能存在于经济方面。
工商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合格原料，比如丝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生丝，棉纺织业需要合乎标准的棉huā，染织行业更需要特殊的经济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