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开埠时间不长，但上海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市，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一举一动举世瞩目，如果能在这里成功起义，对全国各地会有十分强烈的示范作用。
而且这里的守旧势力最为薄弱，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程度最好，且有着最大规模的市民阶层，这都是起义获得成功的有利条件。因此从年初开始，琼林党人和泰州党人的首脑便云集上海，以上海若干个以各种名义创办的团体为掩护，暗中奔走筹划。
比如“沪上文社，、“修业堂，、“正己社，等几十家文会、讲坛，便是琼林党人的据点，而泰州党人则以“水手之家，、“退役军人联谊会，、“纺织工会，等十几家社会团体为据点。
因为这里是琼林党人的传统势力范围，故而泰州党人也承认文峰先生孙罐为起义领袖，基本上能听从调遣，与琼林党人配合完成前期准备。
毫不意外，泰州党人负责的是基层民众的动员工作，以及对官府军队的渗透。琼林派则用全部精力，放在对上海绅商的公关上。
与主要靠彪悍的民风、宗族的团结，以蛮力撕开大明柔软腹地的长沙起义不同，上海起义的难度更高。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这座城市虽是新兴，但太复杂了，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很难用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目标，就将所有人都鼓动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感觉自己鼓动到位了，大家也都热血沸腾了，可等集合的时候一看，只有小猫两三只，你被集体放鸽子了。
这是因为上海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精英，这就是以“十八行会，为首的绅商集团。在上海的政治版图中，有句口号叫“得绅商者得天下”是说绅商的政治取向决定胜负，决定上海的命运。
“绅商，这个词，翻遍史书也找不到，它是近年来才由东南创新出来的。绅指士绅，商指商人，在本指两类人，士农工商，一头一尾，商尤其为士所贱视。然而在最近几十年，这两个冤家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亲家，被并提混称为“绅商”屡屡见诸报端，市民也不以为异，就连最守旧的卫道士，也只是摇头叹息，发几句“世风日下，的牢骚，就任它去了。
这是因为在东南，社会观念翻天覆地，读书人弃学经商，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了，而且基本掌握了各行各业的话语权。
比如上海主流的是十八个行业如丝织业、棉纺业、珠玉业、
外贸业、粮食业、书报业、药材业等商会的会首，基本上都是亦儒亦商的绅商。
鼻然，所谓“十八行会，也是最近几年才翻身做主的，在之前很多年里，上海滩的主人是金融资本，根本没有产业资本说话的份儿。从这个角度讲，他们要感谢万历皇帝，如果没有那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九大家怎会销声匿迹，他们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经济上的彻骨寒冬，也客观上需要各行各业抱团取暖。在这场金融危机之中，绅商们自然深受其害，但他们有工厂、有工人、有货物，运些都是资本，只是暂时无法产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压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和股东权益也形同冻结了，这让他们避免了被到期债务压垮，且暂时摆脱金融资本的控制……种种原因导致商会的实力空前膨胀，这些人才有出来执牛耳的机会。
但绅商们有恒产、怕破坏，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灭矿监税使、度过经济危机，又不希望发生大规模暴乱，更不希望会被归为逆党。要想说服这些自相矛盾、犹犹豫豫的家伙，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长沙首义前夕，十岳公王寅，以“磋商对策、共度时艰，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会的会首聚会。会议是在崇明岛召开，内容绝对保密，人们只能看到，十八会首回来后，态度娄生了鲜明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