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战略是，”沈默的声音在会议室中回荡：“东线采取守势，中线积极防御，全力在西线取得突破！”说着他手中的指挥棒，落在了地图中的黄河几字弯上。那里便是‘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河套地区……
他这坚定的一指，登时让满室众将血脉贲张、呼吸粗重起来。那是‘复套’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比这两个字更能让大明人血脉贲张了！
河套，就是指黄河三面环绕的地带，因为形似套而得名。该地区由于靠近黄河,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千里沃野、宜农宜牧，乃是整个西北难得的富饶之地。更重要的是，此地北与浩瀚的蒙古高原一河之隔，南倚中原内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乃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必争之地。
如果中原政权占据此地，则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如此可以最小的代价稳固两千里西北边境，使甘陕内地不惹刀兵。但如果被游牧民族占据了河套，则两千里边境洞开，敌骑来去自如，而我军无险可守，疲于奔命，也无法阻挡其内侵。
所以自古以来，河套地区就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间相互征伐的主战场。毫不夸张的说，河套的得失，关系到明王朝的安危存亡。
元灭明兴之际，太祖朱元璋反复遣兵扫荡，始将蒙古势力逐出黄河，赶往漠北。为了加强对此地的控制，太祖置东胜卫于河外，并置丰州、云川、兴和、镇虏、玉林等卫，皆驻有重兵，用以环卫河套，构成一捍御蒙古南下的坚固防线。大明驻兵东胜，因河为守，使榆林、延绥诸边不被兵革之祸者，垂六十年。
毋庸置疑，东胜卫的设立，曾有效地抑制了蒙古渡河入套。然而在靖难之役中，部分蒙古部落支持朱棣，屡立战功。在夺取天下后，朱棣主动辍东胜以就延绥，将防线后撤数百里以表谢意。
在当时朱棣看来，蒙古人已经被打成了孙子，自己想怎么就怎么，却没想到这对自己的不肖子孙来说，失去了河套之险后，便则以一面之地遮千里，先天就陷入了战略被动。起先，二祖余威尚在，蒙古人还不敢南渡黄河，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后，东胜落于也先之手。迫于形势，明朝将大同以西之玉林、云川等卫尽行内撤，黄河以北屏蔽全失，失去了阻遏蒙古部落进入河套的最后屏障。
至是，套中六七千里沃壤尽归蒙古。外险尽失，宁夏屯卒反备南河，此陕西边患所以相寻而不可解也。蒙古诸部乃乘虚而入，开始大规模进驻河套，又以河套为依托四出攻掠，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吃紧，陕西边患殆无虚日，八郡之民疲于奔命，大明边事遂无可救药……所以‘东胜之不守，藩篱自撤，大为失策。以至河套不复、无险可守，日事干戈百有余年。’这已经是大明妇孺皆知的共识，克复河套也成了几代大明君臣的毕生夙愿。
到了成化年间，在大学士李贤的支持下，总制关中军务的王越复议搜套复东胜，以图大举，廷议从之。后朝廷又三遣大将出师，直到成化九年秋，王越以轻骑袭‘套寇’于红盐池，擒斩千余级，尽烧其庐帐而还。受此打击，套内北元诸部皆渡河北去，边患稍息。
但是，这种状况仅维持了二十年左右。弘治年间，鞑靼部一代英主达延汗，即明人称之为‘小王子’ 统一蒙古各部，势力大增，复拥众入河套驻牧。在其指挥策动下，蒙古各部声势大涨，频频入寇大明，官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只能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跟本无法阻止蒙古诸部的入犯。
到了武宗正德年间，大明起起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宁夏、延绥、甘凉军务，于是杨一清请复守东胜，主张‘因河为固，东接大同，西属宁夏，使河套千里沃壤，归我耕牧，则陕右犹可息肩。’然而杨一清刚刚扭转了战争的被动局面时，却因忤刘瑾遭罢，其议遂寝。此后，北方蒙古诸部屡屡入寇，动辄聚众数万，杀掠甚惨。而朝廷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多系庸碌之辈，直到嘉靖初年，小王子病死，曾铣出任三边总督，大明才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