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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昊的犹豫，丝毫也没有出乎韩文和方孟缙的预料，在他们看来，如果苏昊十分爽快地答应了，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要说清楚这件事情，要先从明朝的官吏制度和科举制度说起。
明朝县衙里的官吏，一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官，一般的县里只有4个能够称为官的人，也就是知县、县丞、主簿和典史，这都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用后世的标准来说，就是所谓公务员了。
第二个层次是吏，包括县衙下属各个部门里的负责人和技术人才。吏的数量根据各县的事务多少以及财力多寡而不同，少的有二三十人，多的可以达到上百人。吏的来源是从民间招募，最早甚至是以徭役的方式征用来的。
根据明朝的制度，愿意充吏役者要自己先提出申请，称为“告纳”，然后由里老乡绅具保，上报至州县。州县的长官觉得合适后，会报给上一级的府，府再报布政司核准，这样申请人就成为一名正式的吏员了。
在一个县里，官员人数很少，主要是负责一些大政方针的把握。县里的具体事务都是由吏员负责操办的，所以有“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的说法，意思是说国家名义上是由官治理的，但实际上却是由吏治理的。
一个县有几万至几十万人口，各种事务也是非常繁多的。所以，在县衙里，设置了许多个部门，其中主要的是与中央的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分别管辖一个方面的事务，六房的负责人，就称为六房书吏。除了六房之外，县衙下面还会有马科、粮科、架阁库、册房等其他部门，也都分别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吏员。
在县衙里，书吏属于技术干部，此外还有负责出力干活的吏员，称为典吏。在书吏和典吏之上，则有管人事的吏员，称为司吏。
吏员与官员相比，地位稍低一些，用后世的标准来看，官员属于县领导，而吏员就属于县里各个委、办、局的负责人了。
在后世，县领导与委办局负责人之间，不过是一个级别差异而已，但在明朝，二者之间却是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
明朝的官，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随着政绩的积累，官员可以逐渐升迁，从一个小小的知县，升到六部尚书甚至内阁大学士，也都有可能。
而吏员则不同，他们是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招收进来的，基本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在明朝初年，为了给吏员们一些希望，曾规定吏员经过三次考核，也就是服役满九年之后，可以获得出任官职的资格，称为“出身”。但事实上，规定仅仅是规定，由于吏员人数众多，而官缺极少，所以真正能够获得升迁的吏员数量很少，而且多数只能补充到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不愿意从事的岗位上去。
如果仅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无法升迁，也就罢了。真正有才学的吏员，至少还可以考虑通过科举的方法步入仕途吧？但更悲摧还在后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即便是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对于官僚体系仍然是充满了怨念。他认为，官场是一个大染缸，好人进去混几年，就变成坏蛋了。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出台了一个政策，规定曾担任过吏胥者，终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是说，如果你曾经过当吏员，那么不但在吏员的位置上无法升迁成为官员，甚至你想跳槽去参加科举考试，也已经没有资格了。
朱元璋制定的这个政策，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灭亡。可想而知，有这样一个政策在那卡着，年轻的秀才们怎么敢往官衙里凑呢？
韩文和方孟缙都是读书出来的人，自然也懂得读书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苏昊拒绝接受韩文的聘用，正是担心自己一旦当上了吏员，未来就没法再参加科举了。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而丢掉前途，这是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秀才都不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