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内的布局，以古水道为轴线分为两区：一为东北区，残存遗迹较少，主要有佛塔及其附近的建筑；一为西南区，保存遗迹相对较多，除三间房遗址区外，西部和南部还有一些大小院落。东北区的北边已无遗迹，东边残留四个点，这四个点与斯坦因当年在些考察描述的情况基本一致。在这一区里，最突出的是佛塔建筑，斯坦因编号为LA·XA，现残高10.4米，暴露迹象可分为九层：一至三层为夯土筑，在第三层中残留有碎陶片。斯坦因认为这三层为塔的基座，他说在基座之上为“一符合传统的八边形建筑。”现在，已很难看出其形状。在第四层夯土中夹杂有土块。五层以上全系土块垒砌，在每层土块间还夹杂10~15厘米厚的红柳枝。在第六层中有长约1米的方木暴露于外，方木上有卯孔。紧靠塔身右侧有土块垒砌的小土台，高度与塔身第五层齐，土台与塔身之间有缓坡可以上下，土台中横压着直径约30厘米的圆木和一些长方木，似为建筑物。
在佛塔南面约60米的土台上，散布着许多大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I，他在此进行了挖掘，清理出汉文木简3枚，卢文木片2枚、木牍3枚，以及汉文、卢文文书14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也在这里挖获了卢文文书。此外，他们还搜集到一些丝织品和生活用具等物。我们在这里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五铢铜钱和玉髓质、玻璃质各色饰珠，以及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物品显示了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镇的特点。
在佛塔南面土台南约80米的台地上，有倒塌了的房屋遗迹，房屋墙壁系用芦苇束串扎而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Ⅷ，他在这里搜集到木梳、木碗、铜铁箭镞和名色丝、毛织品。我们在此除采集到丝、毛织品外，还获得玉髓质饰珠和铁镞。
在佛塔东面约30余米处，也有一小台地，上面堆放着散乱的木材。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Ⅸ，他在这里搜集到卢文木牍1枚，日本长泽和俊判定此处为僧房⑧。我们在木材下试掘，发现堆积着黄灿灿的粮食，堆积层厚约70厘米，宽约100厘米。粮食标本经四川农学院颜济、杨俊良教授鉴定，确认为糜和裸大麦。
西南区残存建筑遗迹呈冂形，正中的三间房址，斯坦因编号为LA·Ⅱ。从三间房的房基线测得东西长12.5米，南北宽8.5米，总面积为106.25平方米。其中东西两间较狭小，中间一较宽大，用两种大小不等的土块垒砌，一种为42×23×10厘米，另一种为17×27×10厘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斯文赫定在东面的一间小房中掘出汉文纸文书36件、木简120枚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斯坦因在此又获得了许多汉文纸文书和木简⑩。我们清理时，东面这一间编号为F1，发现纸文书一件和一些丝、绢、棉布、波纹锦和小陶杯等物。
三间房的东西两厢房是用大木材作框架、红柳枝作夹条、外涂草泥的墙壁建筑，西厢房的大小框架至今犹存。斯坦因把这里编号为LA·Ⅲ，他在这里获得了大约37枚汉文木简和2枚卢文木片等物。东厢房可见大木框架、散乱木材和红柳枝墙壁，在大方木上我们发现了红色的漆皮。三间房东北面，在斯坦因编号为LA·Ⅱ·Ⅵ·Ⅶ的地方，东西并排两个房间，隔墙用土块垒砌，在这两个房间的前面，斯坦因在民国3年（1914）曾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写在纸上的汉文文书和两片粟特文文书”。我们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清理，编号为F3，发现木简1枚，以及骨鞘、毛布和毯残片、麻鞋、破毛袋、棉布、墨绿色丝绢等。
三间房西厢房之西，紧相连接的同一台地上，有一片垃圾堆积，主要为芦苇秆和厩肥。我们在此开探沟一条，编号为T1，长2米，宽1.5米，西南深30厘米，东北深80厘米。探沟中出土木简一枚，以及方格毛布、棉布残片、毛绳、毛带、残漆杯、木梳等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