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是，学者们在中国的时候，往往一事无成。就算想要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功，其付出的代价，往往比一生的悲惨更令人同情。可是这些学者一旦到达国外，那么他们的勤奋与追求，常常会取得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的成果。
据他所知，在中国现在几乎完全开放了国门，学生们报考学校等等方面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大批的学生已经使美国或者包括欧洲所有的大学校园人满为患，在享受着美国的免费教育的同时，各学校奖学金的前十名，往往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在之前，中国也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回到中国，但他们在中国的作为，又往往使欧美学者们不可理解。
当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即被卷入到一个个所谓政治的漩涡之中，对于自己的专业却再也没有机会进行研究。
“主义，什么狗屁主义，搞得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好主意！其他主义，都是些该被丢到垃圾筒之中的狗屁主义！”
凭着这种实用主义的宗旨，在中国被《中华法典》用强力压制的“主义之争”结束之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立即就得到了释放。
西方的政客不理解，这么一个实用主义者出现在中国，为何就会为中国的学者们解开了脑袋上的大锁呢？或者可以使中国人被压抑了千百年的聪明才智解锁呢？
答案实际就是《中华法典》的强硬与铁血。
严刑酷法彻底终结了贪官与奸商存在于世界上的可能，贯彻“多杀为主”的原则，从社会之中剔除那种，以所谓的“手段、权谋”夺得财富的不良人群。
当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为铁血的法律所控制时，不能明目张胆使用“手段、权谋”夺得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时，那么聪明才智就会被用到该用的地方。
打个比方，制造伪劣假冒的商品的商人们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诚信为前提，服务为目的，质量为目标的、正常的商品经济市场才会被建立起来。
官商体系在《中华法典》的控制与打击外加屠杀之下彻底终结，在下面的故事当中，也会有这么一些典型的案例供大家阅读。或者官商体系的开始及恶果，终结的手段与利益到底是什么模样大约也就一目了然了。
有的人会奇怪，以中国与印度人口的总数来看，按照比例，中国似乎应该出现更多的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其他什么为了世界科学文明的进步，而做出有贡献的学者。
可是，我们如果纵观一下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将近一百年，我们几乎没有在科学上给世界提供任何值得人人们欢呼雀跃的发明。如果说起来，除过袁隆平老先生唯一的成果之外，看不到其他值得一提的东西。
甚至我们中医也必须要利于美国人来说，中医是一种具有体系性、科学性的学说时，中国人也才敢于承认“中医是科学”。
而我们是一个使用了中医千百年的国度，我们的祖先之中，无数的先辈都是被中医救活的。如果祖宗们看到不肖子孙们，就是如此看待救活了他的那些中国医生时，真不知道在坟里能说些什么？
那么究其根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的头颅怎么了？
一种以“表面和谐”为目标的统治方式，一种以所谓的仁术治天下的统治方式，一种所谓的“亲亲”裙带、师生为不及时的连接，一种以取悦长官为目标的升迁手段，这就是中国，不但是过去的中国，依然还包含将来的中国。
归根结底只有一句，没有相对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利益分配机制，从来就没有过。甚至统治机构，保卫整个民族安危的军队，也没有因为这种机制射出应该射出的子弹。
这些虚伪的假仁假义导致了今天贪官、奸商横行，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原因。
然而，唐云扬所带领的，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锻炼过的，以嗜杀为主的军队出现在这片大地之上。督军们，十之二三被砍了脑袋，十之八九被掳去了权柄，所谓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全都要去看小民的脸色来争夺一城一市的选票。
在社会上，奸商、黑帮、贪官死绝了的时候，当人与人之间诚信成为事业成功最基础的要求时，这时锁在中国人头颅上的铁锁便断开了。
完全不必去理会别人的目光，也不必去认同上司的脸色。努力出成果，自然就能够得到应该得到的利益。聪明才智与个人事业目标的结合，最后通过公正的评价得到应得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人可以迸发出创造热情的最基本的因素。
那么今天，就是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得到答案的最好时机，那么唐云扬会如何回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