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却不能不为先生为了中国的未来而做出的贡献，固然他有一般中国政治家无法摆脱的习惯，即“权威思维”。在当时的民国革命家中，大多都是同一个想法。即手下的党员应该听命于已，应该如何、如之何。
否则，中华革命党就不会在立党之初，要党员们签对其个人的“效忠书”，实则，这不过是那种“权威思维”在作怪。至于事出之因，无非是当年袁世凯要求取得政治地位时，当时由同盟会改组的“老国民党”当中，党员众说纷纭，拿不出一个准主意。
看得出来，对于那次下野“先生”是耿耿于怀的，究其根本，还是中国那句老话在作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所以如同“先生”这样的“有志之人”自然要求达了。这也是民国时候的革命家，与思想家们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结果，便使有志之人成了被政治权益左右、利用的人，也难保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因现实的影响而偏航。所以，根本的错误不在人，而在于手段。“有志”不应该成为口号，“有为”，才是使中国从根本上富强的唯一手段。
不能不说，日本人在其由封建社会后期，在列强的压力下，转型时的心态比之当时中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要有远见。
“当时‘广东事变’之后，我原走出去南洋的想法，只是那儿的华侨们如今与中华复兴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担心我们到了那儿受到不明真相指摘，因此我们才取道日本。原本打算坐船前往欧洲，可没想到……”
这样的话听到陈嘉庚耳中，却未必受用。对方毕竟言谈之中虽然不谈南洋华侨们支持“中华复兴党”的力度过大，但又不甘心不读出自己心理话。的确“先生”的党与他本人曾经在欧洲、南洋各地的华侨当中有相当影响，甚至早先的行动，往往都出自于华侨们的资助。
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时过境迁。这并不是因为“先生”对于“黄埔士官”学校的攻击，而是出于巴达维亚那次行动，等于向世界宣布了华侨的权利。仅就这一点，早就赢得了南洋华侨的心。
“是哪，现在的华侨们非常欢迎中华复兴党的人，毕竟是他们在巴达维亚，以组织起来的工人以及为澳大利亚人生产的军火，为当地华人出了一口恶气。使他们可以在他们辛苦劳动得来的产业上，继续生活下去。大约正在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
听到这样的回答“先生”答不上话来，毕竟如果论起来，华侨们曾经对同盟会有过同样的热情，可现在想要重新得回他们的认同，又是一件何选样艰难的事情呢？
“陈先生所讲的话，的确有些道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请先生回到南洋之后，向那儿的华侨们解释一下，广东方面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保存那所军校，不因为他们的所属而受到日本人的进攻所发生的误会罢了！”
“一定，一定！”这就是陈嘉庚的回答，虽然他回答的挺痛快，但心中也明白，这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
对于这次会见，“先生”的心中同样并不抱有什么更大希望，华侨们会愿意听到他代表“中华革命党”发出这样的解释！毕竟，这么多年被那些当地的鸟人们欺负下来，这也是唯一一次有人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出头，替他们鸣不平的时候。
而自己呢，恰恰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只看到5000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官们，所代表的军事价值，而忽略了他们的感受。或者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就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在今天这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回想起来的确使人不胜汗颜。
至于说关于“广东事件”的解释，从道理上，大略也说得过去。然而，只怕受了“中华复兴党”恩惠的华侨们，是一点也听不进去的，毕竟他们是患难兄弟，还有比这更使人感情深厚的事情么！
在告别之时“先生”倒是说出了一句使陈嘉庚也稍受感动的话来，但至于南洋的那些华侨会不会被感动，这却是个未知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