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虽然已经是过气的大臣，但在朝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历史上司马光被贬洛阳后，洛阳就是因为有富弼和司马光在那里，就变成了朝廷的第二个“大脑”——保守派心中的圣地，得罪了富弼，这可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到时候恐怕自己真的要和王安石穿一条裤子才能够避难了。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
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
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
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以兼历象，日月、阴阳管数。
司马迁既没，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
于是太史之署，非记言之司。
故张衡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
王静辉在一本唐代学者刘知几所写的书上注视了良久，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去世以前，天文官与史官合而为一。
他们负有依据历史经验并按照“上天”旨意，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责任，因而位高职崇。
司马迁去世以后，天文官与史官一分为二。
中国古代有着“以史为鉴”的传统，号称“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
天文官失去了史官之权，因而地位明显下降。
唐代司天监的长官虽然像汉武帝时的太史公那样位高职显，但其官品为从三品，同六部尚书正三品相差无几。
与御史大夫官品相当，地位仍然相当高。
宋代同唐代一样，设有司天监（太史局）。
除此而外，还设有翰林天文院。
宋代天文观察机构的建制，其官品与唐代相比，也无多大变化。
然而宋初实行官制改革，晚唐以来的使职差遣被广泛运用。
促成了官、职、差遣地分离，即所谓“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这就要多多感谢那个太祖皇帝了，当然其结果是“仕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唐代以来的官品到这时。
其实际意义已大大减小。
“总一局之事”的太史局令。
其官品仅为从七品，与太常、国子博士以及监察御史相当。
仅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的天文官地位明显低于唐代。
王静辉对于以后宋代天文官的地位是很清楚，但知道历史上因为司天监被旧党所把持，每次“天灾”上报的非常“及时”。
并且还与变法联系起来。
认为是王安石的变法引动了天灾，这让王安石非常恼火。
过旧党所把持地司天监也活该倒霉，王安石连御史台都给清洗了，还在乎一个司天监？司天监肯定是要被清洗的，其地位也会进一步被降低，沈括入主司天监便是那个时候的事情，过被王静辉搅局，提前将王安石心中所中意的“计相”三司使沈括变成了司天监。
沈括对“天灾”理论并感兴趣，估计日后关于“王安石变法引动天灾”的言论会少的很多。
司天监的地位变化也是两说。
“伏羲氏——司马迁——唐司天监——宋七品太史局令”王静辉在稿纸上乱画着，可以看到天文官地地位在历史中断向下地趋势，这也可以看到天文学在自然学科中地位的变化趋势。
在王静辉看来，想要用望远镜还原一个真实的天文学本来面目，那天文学就必须和政治进一步分离，同样天文官的地位也要进一步降低，只有这样才能够淡化处理天文学新观念所带来的冲击。
熙宁二年正月十八地晚上朗月当空，虽然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在大宋皇宫内院中有专门地亭子是经过特殊改造过的，人站在里面丝毫觉得有任何寒意。
皇帝赵顼和王静辉现在就站在这种亭子当中，在此之前王静辉邀请皇帝赵顼赏月，让皇帝赵顼心中多少有些哭笑得的感觉——虽然冬天已经过去，但在这个时候天气的气温还是非常低的，在这种环境下还赏什么月啊？再说要赏月的话，正月十五的月亮难道比十八差？莫非驸马的脑袋烧糊涂了？！君臣两人相见后，皇帝赵顼仔细观察了王静辉的面色后，并没有发现驸马有什么对地地方，至少王静辉的气色要比自己强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