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希望我还在这里的时候，能够一起共事。
希望你这些时候不要提出调走的事情，我想，还有两三年的时间，说不定你会改变主意呢？"这句话不错，人总是难以预料跨度太远之后的事的。
这种要求无需考虑，我直截了当的答应了她。
默契的，作为交换，ferrari向我许诺郭光的调动应该没有问题，有问题她也会想办法搞定的。
64年11月初，郭光从中国GDI驻日本办事处情报科调回国，任职于在阳泉的北京GDI东南特派组。
虽然他这个事情麻烦得很，又是跨国度，又要在北京南京GDI间转会，却办得轻松无比。
据ferrari说，她本来准备到东京去见驻日办事处主任，请他腐败一回再慢慢打边鼓说这个事情，不料电话才打过去，人家就主动到阳泉来拜访，几乎作出了千恩万谢有人接手瘟神的举动，搞得她都很不好意思。
东南特派组的编制是25人，本来就严重缺编，北京那边也没有大的意见。
毕竟郭光只是一个中尉，这样的调动每年都有数百起以上。
郭光正式调来阳泉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ferrari住的公寓有没有空闲单位。
结果给他以极高的效率找到了一间，搬到了ferrari对面的三楼上。
我跟ferrari打电话时提醒她千万要注意——小**贼一浪漫起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而且那些事往往是他自己觉得浪漫无比，给人家造成的却只有无穷的哭笑不得。
Ferrari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从那天开始她就不回自己公寓住了，天天往父母家跑，住在那里。
都过了半个月，郭光才神秘兮兮地问我："领导怎么都不回家呢？我天天拿望远镜看得好辛苦，她也总该给我表示表示吧？"遇到这样的问题，唯一的对策就是不要开口，一个字都不能回答他。
纪委有个特点：忙起来的时候，忙死、累死、腐败死。
一旦事情办完了，往往多日等不到下一个case，那就闲得发慌。
我、郭光和ferrari走得比较近，上班时间各坐各的桌子，休息时间经常一起游玩。
谭康好像很忙，经常打电话去都说没空，连他生日那天郭光想一起庆祝，他都说要去琉球加班没能聚成。
天气一天天凉了下来，东南特派组这一年的工作已经全面达标，用不着再自己出去东寻西找弄case回来作了，大家都显得很放松，日间的谈论也大多是年终能发多少钱的问题。
我和ferrari的晚间电话仍然保持着，基本每晚都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在线上度过的。
我们当面的时候，总是难以很亲近的接触，但是通过电话，却可以轻易地触及对方的内心想法。
这种感觉是奇妙的。
郭光有时埋怨，说我一来就遇到好事，查大案子还立了功。
他就比我小三个月，可是现在肩膀上的衔小了三级。
如果没什么特别突出事迹，那就意味着12年以上的差距。
我只有随便劝劝他，说机会是有的，跟大黄混没错地～～～可是，机会突然出现时，却几乎打得我们措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