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大家还得更努力才行啊！”三一○四年元旦，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了二十六年之久的主星，降落在了上海机场。
在经过长时间地拖延后，主星民众对我这个失去权力的大独裁者的兴趣已经大大减低，竟然没有一个FANS前来送花或丢鸡蛋，前来接机的也不过是全球议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朱副书记。
朱副书记见了面竟然连连向我道歉，说正职和常务副书记都开会去了，由他来接待我这等身份的贵客非常失祀云云。
我跟他客套了两句“戴罪之身，何足言贵”的废话后，被送到了松江监狱旁的一处风景优雅的地方去逍遥，美其名曰休养，实际上执行的是所谓“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的隔离审查。
这种小黑屋年轻时经历得多，最近几十年都没体验了，此次再体验后。
不得不承认时代在发展，经济在前进。
人权保障在进步（当然更可能是在给我搞特殊化待遇），这次的小黑屋条件还真好得不一般，比我在塞拉摩住着时还舒服，只是不能对外联络和看报纸罢了，但仍可以每日与警卫下棋打球解决，又又没人来盘问我，除了没有女人陪伴外真找不到别的缺点。
问题是我如果想要享受这样地生活，就不会作出在雷隆多号的甲板上跃入宇空地举动了。
其实纪检委的底牌我很清楚。
因为在哨兵岭拘押期间，看守我的是曾在寒寒手下任过职，后来转到戴江南手下的朱嘉炜。
当年讲武堂在葫芦岛开营时，我对他曾有救命提携之恩，他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报恩，每天拎着我的耳朵把他打听到的所有消息向我耳朵里灌输，也不管我爱不爱听。
全球议会纪检委重点调查我的问题有六个：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这两个是对所有官员万变不离其宗的调查内容）；三是勾结异界问题；四是放纵费里亚军屠杀人类问题；五是谋杀奥维马斯问题；六是五星河事件问题。
但很显然这六大问题有许多都没办法查。
我这人尽管不爱节约。
但贪污腐化地事倒没怎么干过，尤其是开幕之后——整个幕府范围内都是我一家之物，我还贪甚么贪？脑壳有包才去把左手的钱挪用到右手去。
至于生活作风问题，主要就是男女关系问题了，纪检委一提出这个问题，提都斯就叫他们省点力气和经费。
用不着在这方面徒费努力，可见他对我实在是了解很深。
至于勾结异界的问题，原本是主星许多势力攻击我的最有力武器，可是现在天界、灵界和幻界的政治势力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尼布楚议会中，尼布楚的舆论武器也开始大肆宣扬他们为人类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此时还扯这些皮毫无必要。
而屠杀人类地问题又关系到对克隆人的法律定位上。
遗憾的是——全球议会对医学克隆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讨论了二十年还得不出一个结论，按照法无明文无罪的原理，这一条还是打不到我头上，何况全球议会通过的法案是否有权在那时影响到尼布楚前线地事务，本身又是一个值得法学专家们继续讨论二十年的问题。
我还耗得起，提都斯则不见得能够耗到得出结论的那一天了。
如此一来，六大罪行就只有最后两条还能查查，但这两条他们不来问我是得不出真相的。
因此他们很聪明地没有白费力气来问我。
再问我也不会说，灌辣椒水也不会说。
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真的想修理我、能炮制我的话，也用不着我说一句话，他们自然能生产十几米高地材料把我彻底搞臭，弄个铁案。
对于政客的这类本事，我一向是深为钦佩的。
冬去春来，我不知不觉中已在松江白吃白喝白住了四个多月。
这样的审查对当事人的地理位置完全没有任何要求，让我呆在哨兵岭和住在这里完全没有区别，我看他们不惜经济援助和政治让步也要把我拉到上海来审查纯属钱多了烧手，要帮尼布楚养一个闲人。
正当我这么想时，忽然发现周围的警戒显著加强了，甚至连一公里之外的松江监狱的所有犯人都给驱逐到了别地监狱去借宿。
这种现象告诉我：提都斯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