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黄石坐定后，张鹤鸣咳嗽了一声，就直接切入主题：“万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黄帅抵达贵阳之前，老夫和吴公公已经讨论过平定西南之乱地问题了。老夫是圣上钦点的西南督师，不敢不为国分忧，这二十万官兵就由老夫来统一调遣；吴公公是朝廷派来的监军大使，因此这四省的粮草辎重就由吴公公调拨、分配。”
张鹤鸣说着就向吴穆那边看了过去，吴穆自然早已和张鹤鸣商量妥当，他立刻微笑着点头道：“好，咱家一定尽心尽力，绝不让前线将士遭受饥寒。”
张鹤鸣和吴穆瓜分了战略决策和后勤补给这两项权利后，跟着就又向黄石看了过来：“黄帅提督四省军务，这克敌制胜、平叛安民就全靠黄帅的虎威了。”
说完之后张鹤鸣还向黄石拱手一礼，黄石连忙避席站起来逊谢道：“不敢，张大人言重了，这全是末将本分。”
黄石早就知道张鹤鸣和吴穆会商量出来这样的一套指挥体制。自从大都督府被关闭后，大明的军事指挥基本就是这个框架的。监军文官负责大地总体战略，兵力部署、还有在什么时刻、什么地点和什么敌人打仗，也都是文臣决定的；监军太监负责全军地粮草供应、军饷的发放、以及各种辎重和武器的运输和分配；而具体的攻城、防守、排兵布阵、野战克敌这些工作都是武官地。
文官想出来地这套体制黄石一直觉 得很秒，如果能打胜仗的话，首功自然是负责战略的文臣，中国自古就高度强调战略的决定性作用，尤其以文官为甚；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胜利后监军太监的功劳自然也少不了；而武将的功劳只根据人头来算。
而如果打败了的话。那这个时候文臣就不承认战略的巨大指导意义了，战败的罪责肯定要由武将来背，因为武将是具体指挥战斗过程地，肯定是这帮丘八把好好的计划搞砸了；如果武将战死了，那文官一般也能把责任推给监军太监，肯定是这帮阉竖贪污了盔甲、军饷，要不就是他们出于本能的害人习性而没有发给军队足够的粮草，才导致了失败。
不过让黄石感到很高兴的是，负责后勤补给的是吴穆。这样福宁军的补给必然能得到充分保证。让吴穆完全不贪污是不可能地，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大明的潜规则，不但太监系统要，而且文官系统也等着吴穆来分配。但只要吴穆坐在这个位置上，那黄石就无需担心他会缺了自己的补给，吴穆就是贪污也只会去贪其他将领的。
虽说吴穆地工作负担不如黄石这么重，但其实他的这摊子活也并不轻松。四省二十万明军的大笔粮草、协饷、物资，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分这块蛋糕呢。负责分配蛋糕的吴穆不但要保证大部分文官、武将都吃得满意，而且还要控制着不要让他们吃得太多，以致把大军完全吃垮了。
最轻松的工作当然非张鹤鸣莫属。打仗自然是黄石去拼命，吴穆贪污的时候也肯定不敢少了张鹤鸣地那一大份蛋糕。张鹤鸣的唯一工作就是安全地坐在贵阳城内，看着地图……或者根本不看地图地设计出各种战略计划，然后交给黄石去执行。
现在张鹤鸣、吴穆和黄石三人，就是按照大明军队的传统，组建起平定奢安之乱的新三驾马车。嗯。更贴切的比喻或许不该说是三驾马车，而是一匹马、一个车夫和一个指路人。就算指路人指的是悬崖，第一个掉下去的也是马，而后两者也都还有机会跳车。
指路人张鹤鸣分配好工作后，就开始询问马匹的意见了：“黄帅，以你之见，这奢安之乱该如何平定呢？”
事关马匹自己地生死大事，黄石当然抖擞精神。把一路上早已经反复思量过的想法和盘托出：“张老大人，末将以为。奢崇明、安邦彦二贼互为犄角，以往官军攻永宁贼，则安邦彦不是尽起其众出水西来助，就是骚扰官军之后；若官军围攻水西贼，则奢崇明必定四面出击，力图为水西贼牵制王师、并向水西运进粮秣，故此王师虽然居此数年，徒劳无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