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淄城卫军的遭遇，我们就可以看出，士族豪族现在的势力还很大，光有强大的军队还不行，士族豪族会打着大义的旗号，侵吞别人的财产，侵吞别人的胜利果实——他们还没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如何让他们理解我们在青州的变革？如果我们现在出手，消灭董卓也许够了，也许。
但是消灭董卓后怎么办？让盟主代替董卓执掌朝政？恐怕，他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变革。
他反对怎么办？我们只好和全国的豪族士族开战，以青州辽西之力，独抗全国之兵，我们的力量够吗？现在我们动手，诸侯混战也许能够避免。
但是到最后，屠杀的刀交到了我们手中。
为了我们的新政，我们将不得不屠杀一切反对者，战乱仍不会结束。
相反，我们将在屠杀中，逐渐失去民心，失去力量。
最终，我们将不得不和士族豪族妥协，即使我们胜利了，那又是另一次改朝换代。
我们等于重复了民族的命运，这样，我们来到这时代意义何在？诸位想想，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辽西、青州立住脚。
辽西，战乱之地，当我们到达时，地广人稀，人烟缺乏。
我们有了改革的外部条件：以广芜的土地变革农民的地产政策，以丰富的物产充实百姓的收入，以强大的武力保证百姓的安全。
没有政权统治，我们设立政权，没有法律，我们设置法律。
如此，我们的新秩序建立起来了。
借此，我们积蓄了力量。
青州，黄巾之祸后，士族豪族逃遁，田地荒芜，民风凶悍。
我们还是具备了改革的外部条件：广芜的、无主的土地，以此变革了农民的命运。
稳定了农民，变革最厚重的基础就有了。
借农民的支持，又没有豪族的掣肘，朝廷势力又是最薄弱，我们建立了青州这块中原根据地，以严峻的刑法管理青州，让青州摆脱人治，走向了法治。
然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朝廷的干涉，皇权的干涉。
为此，我们在青州外围，开辟了三块战场：平原郡战场隔绝了冀州幽州与我们的联系；泰山郡战场隔绝了兖州豫州与我们的联系；琅邪郡战场隔绝了徐州与我们的联系。
同时，我们还派出游骑兵在大路两侧巡查，每一个进入青州的人，都需要获得我们的许可。
这几年，敢于越过战场到达青州的外地客商、朝廷官员基本上没有。
青州的货物销售基本上被本地客商垄断，如此，我们保住了青州的秘密，又让青州百姓享受到富足的快乐。
如今，割据已经开始，不过我们尚需忍耐。
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时候，太嚣张了不好。
最嚣张的袁绍袁术，在诸侯中最先灭亡。
相反，此刻默默无闻的曹操与孙坚，笑到了最后。
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学习美国，在诸侯割据时，我们倒卖军火，倒卖商品，默默的在一旁积蓄力量。
等到诸侯的刀，把旧秩序打碎的时候，由我们用我们的富足，安乐，来影响周围，来建立一个新秩序。
诸侯割据开始，正是我们大展宏图的时候，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我们再也无所顾忌，可以逐渐的显露我们的政策。
用我们的军火、商品，把他们的秩序、律法彻底征服。
我们要让这民族再次焕发出暴烈的力量，去征服、去掠夺、去奴役。
距今900年前（我国东周早期），希腊雄辩家、著名政治家梭伦在老年时，考察了多个文明，最后回到雅典，对希腊人这样说：我曾对已经消失的所有古代文明进行过仔细的考察。
对于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文明，我不能确定哪个更古老，埃及人、波斯人、腓尼基人……然而，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不间断的兴起衰落中，我发现一个不变的法则：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成长壮大，是因为在这个文明内部孕育着强烈的帝国理想和征服欲望。
而这些理想和欲望一旦消失，则整个文明必将干枯、死亡。
要么征服，要么被征服，这是所有文明的生存法则。
文明和自由并不是自我证成的，在人类事务中，能够自我证明的东西只有征服。
文明和自由只有通过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才能论证自己、认识自己，这是神为人类规定的法则；在人世间，没有一个帝国可以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