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沙石范铸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
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
因此，游牧民族传承到的青铜技术只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是偷工减料的青铜技术。
在整个古代，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艺就学到手了。
各大文明就是这样，在交往中相互壮大。
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器技术，这一技术在发明1000年左右，才传入我国。
到公元前６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
而到了前３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兵马俑青铜秦剑诞生的时候，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民族饱受不能与其它文明交流的痛苦，我们被封闭在井里，坐在井里看着天空”。
周毅感叹说：“是呀，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首先造成的灾害就是，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导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而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铸造铜器，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礼器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比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含锡10%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
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含锡１０％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１０％以上，又很容易折断。
所以，中国古代大型的青铜礼器很多，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青铜生活用品却很少见。
比如需要经过锻造处理的青铜锅、青铜碗，以及青铜手术器械。”
抬头看着士兵们收拢队伍，刘备头也不回的说：“我怀疑，中国获得的铁器制作术也并不完美。
比如说：大马士革钢的制作方法，我们就没有学到。
这种两河流域正在流行的炼钢方法很适用于汉代的生产力，我们如果能航行到那里，征服并把制作大马士革钢的工匠掳掠到青州——嘿嘿，以后，大马士革钢就可以称作青州钢了。
用这种钢制成的刀剑，不要说用之征讨天下，就是大规模民用，也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产力。”
钢厂出身的周毅立刻反驳说：“其实，汉代的炼钢技术并不落后，我记得后来曾出土过一把汉代的铁锹，居然是用麻钢制作的。
麻钢，这种我们民族在古代曾经炼制出的钢材，能深埋在地下经历近2000年，仍保持一定形状和锋利程度，我想，它决不比大马士革钢差多少。
可惜，后来的五胡乱华时代，我们民族在动乱中失落了麻钢炼造法。
再后来，这把汉代铁锹出土后，我们再次向西方学习，从苏联那里重新学回了麻钢炼造法。
我记得，这把铁锹好像是在陇西炼造的。
现在战乱才起，我估计陇西还有人知道这种钢的炼造方法——与其航行到遥不可及的欧洲，寻找大马士革钢的炼造技师，不如到陇西，寻找我们民族曾经拥有过的麻钢制作法。”
“陇西经过了凉州韩遂和马腾的连年叛乱，工匠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波及，再说，中原大战，前往陇西的道路也不通呀。”
刘备摇摇头，穿越战乱频繁的中原大地，与渡海前往两河流域，或许后者难度要小得多。
“不需要从中原走，吕布带走并州军团后，并州空虚，我们可以派出一支武装商队，沿长城走，从代郡自雁门到河西，穿过并州，越过大草原到达长安，回来的路上，可顺黄河而下，到乐安登陆。
正好通过水路，把劫掠的工匠运回来。”
周毅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