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侯之珠美名天下，但是直至197年随侯之墓出土人们才明白，它就是精致而华美的战国琉璃珠！在晋武帝统治时代，世风奢靡。
石崇夸富、敲断晋武帝珊瑚树而后摆出数十棵认赔任选的故事广为流传。
相较之下士大夫王济（武子）的奢侈生活鲜为人知。
然而《世说新语》的“奢汰篇”并没有放过他。
书上说，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生活作风太过奢靡，“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晋武帝又妒又怒，饭没吃完就起驾回宫了。
如此看来，判定他奢侈的一个铁证就是使用玻璃。
在中国古代，玻璃如此尊贵，一直高高在上于普通人的生活，它的生产一直没有成大气候。
旋即，西域的钠钙玻璃涌入中国。
这些玻璃比中国铅钡玻璃耐温性能好，更结实更耐用式样也更丰富。
一时间，中国本土的玻璃价格被迫跳水，本来就不景气的玻璃业雪上加霜，而模仿西方玻璃的风气日益盛行。
直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因为鼻烟壶前后约400余年的风行，中国玻璃才从沉寂中苏醒，并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不少稀世珍品。
相传鼻烟和鼻烟壶是1581年由意大利人利玛窦带进中国的。
鼻烟风靡一时，尤其是康熙、乾隆年间，从最高贵的帝王到最底层的贫民，无论贫富贵贱无不好之，甚至将其视为第二生命。
于是鼻烟壶制造业应运而生。
大概因为利马窦带来的鼻烟壶是玻璃胎的，加之玻璃质密不漏气、不会受潮，又透明，从外面就可以鉴别鼻烟的成色，所以在中国“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
玻璃胎的鼻烟壶当时名为料烟壶，它是清代鼻烟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的玻璃艺术家充分利用了玻璃晶莹剔透的艺术品质，把国画的创作借用于鼻烟壶这块方寸之地，留下了不少佳话。
明初始起灶的山东博山玻璃作坊，是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的玻璃作坊。
相传博山的西冶街是玻璃作坊的集中地，在这条街的城门上就刻着“珍珠玛瑙翠，琥珀玻璃街”10个大字。
该地生产的料烟壶，曾在欧洲名噪一时。
而第一个宫廷玻璃场也在鼻烟壶生产的黄金时代问世。
清廷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9年）设玻璃厂，隶属“养心殿造办处”，高薪聘请了德国传教士纪里安协助营建。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史实是，这位皇帝在建圆明园时在中国首次使了玻璃窗。
不过，传世的料烟壶大都是乾隆时期及其以后的制品。
其中的极品——料胎画珐琅彩鼻烟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我们回顾整个玻璃史，可以发现在20世纪后期之前，全世界的玻璃制品，无一不是为了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
192年，美国的哈维利特顿开创性地打破了这一局面。
他发起了玻璃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玻璃艺术工作室运动。
他倡导玻璃工艺家不要为迎合消费者而工作，而要用玻璃来表达自己的美学观。
这个运动催生了一大批玻璃艺术大师：捷克的史丹尼史雷夫李宾斯基和加柔史雷瓦布勒赫瓦夫妇；意大利的李维瑟古索；美国的戴尔奇胡利等等。
1991年，台湾的传奇人物杨惠珊告别影坛，创办琉璃工房，并执著地给中国现代玻璃艺术品恢复它古老的名字——琉璃。
其实分析琉璃的成分，它就是玻璃，而琉璃在中国明清时期所指并不是玻璃。
玻璃最让人陶醉的一点在于它的制作结果完全难以预料。
经常会失败，但也有的时候，它会变成超越预期的一个惊喜。
在杨的推动下，10年之后，一如《药师琉璃光本愿经》中所说，“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琉璃在中国成了一种人格、一种精神和一种境界的象征。
而大陆一批人包括我也逐渐成为玻璃艺术的“俘虏”。
前文已经述及，我在英国胡佛汉顿大学学习玻璃工艺参观吹制工作室的时候首次感受到了玻璃吹制工艺的神奇。
当时，我就和目睹这一过程的其他观众一样，禁不住跃跃欲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