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说：“这些小家伙一个人的工作成绩，要比一打官方侦探的还要来得大。官方人士一露面，人家就闭口不言了。可是，这些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他们很机灵，就象针尖一样，无缝不入。他们就是缺乏组织。”
我问道：“你是为了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雇的他们吗？”
“是的，有一点我想要弄明白，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啊！现在咱们可就要听到些新闻了！你瞧，葛莱森在街上向着咱们这里走来了。他满脸都是得意的神色，我知道他是上咱们这儿来的。你看，他站住了。就是他！”
门铃一阵猛响，一眨眼的功夫，这位美发的侦探先生就一步三级地跳上楼来，一直闯进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着福尔摩斯冷淡的手大声说道，“给我道喜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弄得象大天白日一样地清清楚楚了。”
我似乎看出，在福尔摩斯善于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焦急的暗影。
他问道：“你是说你已经搞顺手了吗？”
“对了！真是的，我的老兄，连凶手都捉到了！”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婕，是皇家海军的一个中尉，”葛莱森一面得意地搓着他的一双胖手，一面挺起胸脯傲慢地大声说。
福尔摩斯听了这话以后，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觉微笑起来。
“请坐，抽支雪茄烟罢。”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办的。喝点儿加水威士忌吗？”
“喝点儿就喝点儿吧，”这位侦探回答说，“这两天费了不少劲儿，可把我累坏了。你明白，体力劳动虽说不多，可是脑子紧张得厉害。个中甘苦你是知道的，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都是干的用脑子的活儿。”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太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一口口地吸着雪茄，忽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道：
“真可笑，雷斯垂德这个傻瓜，他还自以为高明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他正在寻找那位秘书斯坦节逊的下落呢。这个家伙就象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一样地和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得意地呵呵大笑，直笑得喘不过起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啊，我全部告诉你们。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对秘密的，只有咱们自己之间可以谈谈。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要登登广告，等待人们前来报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好友出来，自动报告一些消息。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号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他说：
“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到那家帽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葛莱森放下了心，“不管看来可能多么小，你也决不应该把任何机会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象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似地说。
“好，我找到了店主安德乌，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么大号码、这个式样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地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陶尔魁里，夏朋婕公寓的住客锥伯先生处的。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干得很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跟着就去拜访了夏朋婕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她的神情十分不安。她的女儿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当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自然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开始怀疑起来。福尔摩斯先生，你是懂得的，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那是一股什么劲儿，只觉得混身舒畅得使人发抖。我就问道：‘你们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锥伯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