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我自己去了。他在我的衬衣上打了个洞，但是我用上衣把他蒙住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会好的。我说，小伙子，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怎么样？你瞧，你我之间，把南美之行看作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所以，我才打算试试你。你瞧，那个索摩里是个老头子。随便问一下，你是那个爱尔兰队打橄揽球的马隆吗？”
“是。”
“我想我记得你的脸。哎呀，你和利奇蒙德比赛的那场我在呀！我从不拉下一场橄榄球赛，因为这是我们剩下的最有男子气概的球赛了。好了，我不是要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谈谈运动的。我们得把事情定下来。这儿《泰晤士报》的头版上有船期。一个星期后的那个星期三，有条船去帕拉，如果教授和你能走，我认为我们该坐那条船，怎么样，很好，我来跟他说定下来。你会打枪吗？”
“我从来对射击不感兴趣。”
“天哪，差到那个程度？这是你们年轻人最不想学的东西。不过在南美你将需要一条枪，因为，除非教授是个疯子或者他撒谎，我们在回来以前，可能会遇见一些奇怪的东西。”
他走到一个橡木柜于前，打开柜子，我看见一排排闪光的并排摆着的枪筒，象管风琴的管子。
“我看看从我自己储存的武器里，能给你预备条什么样的枪，”他说。
他拿出来一支又一支漂亮的步枪，拉开枪栓，推上，又把它们放回了柜子里。
“好了，这儿有支你用能行。”他拿出了一支漂亮的褐色并闪着银光的步枪。“你可以靠它保护你的生命。”他递了把它们放回了柜子里。
“好了，这儿有支你用能行，”他拿出了一支漂亮的褐色并闪着银光的步枪。“你可以靠它保护你的生命。”他递了给我，关上了橡木柜门。
“顺便问一下，”他继续说，回到他的椅子上，“这位查伦杰教授你了解到什么程度？”
“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是啊，我也没见过。说来好笑，我们两个得盲人瞎马地跟着这个我们不了解的人干了。他科学界的同行好象很不喜欢他。你怎么会对这事感兴趣呢？”
我简单告诉他那天早晨我的冒险经过，他注意地听着。而后他拿来一幅南美的地图，铺在桌子上。
“我相信他给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他认真地说。“南美是个我喜爱并且了解的地方。人们还不了解它，也不清楚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曾经走遍了南美各处，在那些地方呆了两个旱季。当我到了那里，我听说过同类的谈论——印第安人的传说。现在，看这里，”——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或者在这个角落里，三个国家接壤的地方，发生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事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不该有点新的、奇妙的事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该是那种发现它的人呢？而且，”他补充说，他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芒，“每一步都有体育竞赛的风险。而体育竞赛的风险，小伙子，是生存的精华。有了它，才有活下去的价值。我们都有点太软，太迟钝，过于舒适，我尝试过战争、赛马和开飞机，而这次看起来象恶梦似的围猎却是一种新的感受。”展望未来，他微笑了，
也许关于这位新相识我说得太多了，但他将是我日后长期的伙伴，所以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对他加意地描写。包括他古怪的语言和思想。
因为我要写篇会议的报道，我们分手了。离开他时，我想到等待我们的冒险，我望着他微笑了。
那晚上，虽然经过当天奇异的遭遇而非常疲倦，但我仍然很晚地坐在新闻编辑麦卡德尔面前，给他解释整个的局面。他认为这太重要了，应该给总管乔治·博蒙特爵士谈谈。我们商定，对我的冒险我要以信的形式写回来给麦卡德尔，进行充分的报道。这些信件，将按查伦杰教授的意愿，在它们到达后立即或日后发表。由于我们还不清楚他的条件是什么，第二天打电话问他。电话里我们听到他把报界骂了一通，最后的意见是，他将在我们动身的时候，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示。第二次电话里回答我们的是他妻子的纤细的声音。她说，她的丈夫已经大发雷霆了，希望我们不要再做什么把事情搞得更坏。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又试了第三次，我们听到电话里吓人的噼啪一声，我们明白查伦杰教授把听筒摔碎了。
现在，我耐心的读者，我再不能跟你们直接地交谈了。从现在起（真的，我的任何继续叙述会不会到达你们那里），只有通过我代表的报纸了。我在邮船法朗西斯卡的客厅里正在写的这篇报道，将由领港员带回去交给麦卡德尔先生，报道将留在编辑的手里。在闺上笔记本以前，让我画出最后的一幅景象吧。这是晚春一个潮湿的下着雾的早晨，落着细细的、冷冷的雨丝。三个雨衣发亮的人影走下码头。索摩里教授，一个高个子阴郁的人，走着，就象一个为自己深感懊悔的人。约翰·腊克斯顿勋爵充满精力。至于我自己，我高兴得到了预习新知识的时间并且向我以往的愚昧告别，就在我们走向邮船的时候，我们后面忽然有阵叫声。是查伦杰教授，他曾答应送我们上船。他在我们后边跑着，喘着，脸红红的。
“我不上船了，谢谢你们，”他说。“不上船最好。我只有几句话给你们说，在这儿说就很好。我请你们不要想，为了你们这次旅行，我会以任何方式感谢你们。这我不当一回事，真理就是真理。我的说明在这个密封的信封里。等你们到了亚玛逊河上的一个叫玛挪斯的城市里，把它打开，不过一直要等到信封上写的日期和时间。我说清楚了吗？作为记者，马隆先生，你愿意写什么就写吧，但我要求你不要讲经度和纬度，而我也不允许任何东西发表，一直到你们回来。再见了，先生。我对你不幸所属的那个可恶职业很有情绪，但是你做了点使我情绪软化下来的事情。再见了，约翰勋爵。科学，照我理解，对你还是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但是你可以为等待你的围场祝贺你自己，也给你道再见，索摩里教授，等你回到伦敦，你肯定会变得更有智慧。”
他转过身去走了，一分钟后，我看见远处他矮小的身影正在回火车站的路上。
好了，收信的最后一遍铃响了，领港员要回去了。
［注］弗罗贡纳德，是当时的有名导演，特纳，是弗罗贡纳德导演的戏中的女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