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到贝克街的住房里，已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们。福尔摩斯看了电报又惊又喜。他把电报扔给我。上面写着"有缺口或被撕裂过。"拍电报的地点是巴登。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一切，"福尔摩斯回答说。“你应当记得，我问过一个似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那位传教士的左耳。你没有答复我。”
“我早已离开巴登，无法询问。”
“对。正因为如此，我把一封内容相同的信寄给了英国饭店的经理。这就是他的答复。”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非常狡猾、非常危险的人物，亲爱的华生。牧师施莱辛格博士是南美的传教士。他就是亨利·彼特斯，是在澳大利亚出现的最无耻的流氓之一——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某些道貌岸然的人物。他的拿手本领就是诱骗孤身妇女，利用她们的宗教感情。他那个所谓的妻子是个英国人，叫弗蕾塞，是他的得力帮手。我从他的做法的性质看破了他的身份，还有他身体上的特征——一八八九年在阿德莱德的一家沙龙里发生过一次格斗，他在这次格斗中被打得很厉害——证明了我的怀疑。这位可怜的女士竟落到了这一对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恶魔似的夫妻手里，华生。说她已经死了，很有可能。即使没有死，无疑也被软禁起来了，已经无法写信给杜布妮小姐和别的朋友，她根本就没有到达伦敦，这一点是可能的，要不然就是已经经过了伦敦。不过第一种可能未必能成立，因为欧洲大陆有一套登记制度，外国人对大陆警察耍花招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情况也不可能，因为这帮流氓不大可能找到一个地方能轻易地把一个人扣押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是在伦敦，不过我们目前无法说出她在什么地方，所以只好采取当前的步骤，吃我们的饭，养好我们的精力，耐心等待。晚上，我将顺便到苏格兰场去找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谈一谈。”
正规警察也好，福尔摩斯的高效率的小组也好，都不足以揭露这一秘密。在伦敦数百万茫茫人海中，我们要找的这三个人无踪无影，仿佛根本就不存在。登广告试过了，不行。线索也追过了，一无所获，对施莱辛格可能常去作案的地方也作了推断，无济于事。把他的老同伙监视起来了，可是他们不去找他。一个星期无所适从地过去了，忽然闪露出一线光亮。威斯敏斯特路的波汶顿当票里，有人典当一个西班牙的老式银耳环。典当耳环的人个子高大，脸刮得很光，一副教士模样。据了解，他用的是假姓名和假地址。没有注意到他的耳朵，但从所说情况看，肯定是施莱辛格。
我们那个住在兰姆饭店的满脸胡子的朋友为了打听消息，来了三次。第三次来的时候，离这一新的发现还不到一个小时。在他那魁梧的身上，衣服显得越来越肥大了。由于焦虑，他似乎逐渐在衰弱下去。他经常哀求说：“是不是让我干点什么啊！"最后，福尔摩斯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开始当首饰了。现在我们应当把他抓起来。”
“这是不是说弗朗西丝女士已经遭遇什么祸害了？”
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摇摇头。
“现在也许把她看管起来了。很清楚，放走了她，他们就会自取灭亡。我们要作好准备，可能会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能干点什么？”
“那些人认不出你吧？”
“认不出。”
“以后他有可能会去找别的当票。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又必须从头开始了。另一方面，他得到的价很公道，也没有向他问什么，所以如果他急需现钱，他或许还会转到波汶顿当铺去。我写张条子，你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会让你在店里等候。如果这个家伙来了，你就盯住他，跟到他住的地方。不能鲁莽，尤岂不准动武。你要向我保证，没有我的通知和许可，不许你随意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