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好象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看，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吗？”
“对。”
“那么我就便于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作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从来不爱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使我看出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种疑问，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作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