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性格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经常使我烦恼。虽然他的思想方法敏锐过人，有条有理，着装朴素而整洁，可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杂乱无章，使同住的人感到心烦。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我在阿富汗时那种乱糟糟的工作，还有**不羁的性情，已使我相当马虎，不是一个医生应有的样子。但对我来说总是有个限度。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顶部，而一些尚未答复的信件却被他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时，我便开始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呢。此外，我总认为，手枪练习显然应当是一种户外消遣，而福尔摩斯一时兴之所至，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主义精神，用弹痕把对面墙上装饰得星罗棋布，我深深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气氛，又不能改善房屋的外观。
我们的房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时突然在黄油盘里，或甚至在更不令人注意的地方出现，可是他的文件却是我最大的难题。他最不喜欢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只有一次集中精力去归纳处理它们。因为，正如我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录里有些地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扬名时，他才会有这种精力。但这种热情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反映异常冷漠，在此期间，他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除了从沙发到桌旁以外几乎一动也不动。这样月复一月，他的文件越积越多，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一捆捆的手稿，他决不肯烧毁，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把它们挪动一寸。
有一年冬季的夜晚，我们一起坐在炉旁，我冒然向他提出，等他把摘要抄进备忘录以后，用两小时整理房间，搞得稍稍适于居住一些。他无法反驳我这正当的要求，面有愠色，走进寝室，一会儿就返回，身后拖着一只铁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当中，拿个小凳蹲坐大箱子前面，打开箱盖。我见箱内已有三分之一装进了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
“华生，这里有很多案件，”福尔摩斯调皮地望着我说道，“我想，如果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就会要我把已装进去的拿出来，而不要我把没有装的装进去了。”
“这么说，这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载了？”我问道，“我总想对这些案件做些札记呢。”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在我没成名以前办的案子。”福尔摩斯轻轻而又爱惜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可是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这是塔尔顿凶杀案报告，这是范贝里酒商案，俄国老妇人历险案，还有铝制拐杖奇案以及跛足的里科里特和他可恶妻子的案件。还有这一件，啊，这才真是一桩有点儿新奇的案件呢。”
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匣，匣盖可以活动，活象儿童玩具盒子。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板。
“喂，我的朋友，你猜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笑容满面地问道。
“这简直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希奇古怪，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更会使你感到惊奇不迭呢。”
“那么，这些遗物还有一段历史吗？”
“不仅有历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沿桌边摆成一行，然后又坐到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两眼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些，”他说道，“都是我留下来以便回忆马斯格雷夫礼典一案的。”
我曾经听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案子，可是始终未能探悉详情。“如果你详细讲给我听，”我说道，“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