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艺术而爱好艺术的人，”歇洛克·福尔摩斯将《每日电讯报》的广告专页扔在一边说，“常常是从最不重要和最平凡的形象中得到最大的乐趣，华生，我高兴地观察到，从你诚诚恳恳地为我们的案件所作的那些记录中，你已经掌握了这个真理。而且，我肯定地讲，有时你还加以润色。你加以突出的并不是那些我曾经参与过的许多著名案件的侦破和轰动一时的审讯，而是那些本身情节可能是平凡琐细的案件，然而这些案件有发挥推论和逻辑综合的才能的余地，我把它们列入我的特殊的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我微笑着说，“我不能完全为自己在记录中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开脱。”
“也许你确有错误，”他边评论述用火钳夹起火红的炉渣来点燃他那长把的樱挑木烟斗，当他是在争论问题而不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是用这个烟斗来替换陶制烟斗的。“也许你错就错在总是想把你的每项记述都写得生动活泼些，而不是将你的任务限制在记述事物因果关系的严谨的推理上——这实际上是事物唯一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看我对你还是十分公正的，”我有点冷淡地说，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我的朋友的奇特性格中有很强的自私自利的因素而颇为反感。
“不，这不是我自私自利或自高自大，”他回答说。和往常一样，他不是针对我所说的话而是针对我的思想。“如果我要求十分公正地对待我的技艺，这是因为它不是属于个人的东西……一种不属于我自己的身外物。犯罪是常有的事，逻辑是难得的东西。因此你详细记述的应该是逻辑而不是罪行。可是你已经把本来应该是讲授的课程降低为讲一连串的故事。”
这是一个寒冷的初春的早晨。我们吃过早餐后，两人相对坐在贝克街老房子里熊熊的炉火旁边。一阵浓雾滚滚而来，弥漫于成排的暗褐色的房子之间。对面的窗户在这深黄色的团团浓雾中，隐隐约约成为阴暗的、不成形状的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点着气灯，它照在白台布上，照在微微闪光的瓷瓶和金属器皿上，因为当时餐桌还没有收拾千净。歇洛克·福尔摩斯整个早晨一直沉默地不断翻阅着一系列报纸的广告栏，最后，他显然放弃了查阅，似乎带点情绪地对我文笔上的缺点教训了我一顿。
“同时，”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一边坐着抽他的长烟斗，一边盯着炉火说，“不会有谁指责你用了危言耸听的笔法的，因为在这些你那么感到兴趣的案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我尽力帮助波希米亚国王的那件小事，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奇异经历，有关那歪唇男人的难解的问题，那个贵族单身汉事件，这些都是属于法律范围以外的事情。你尽力避免耸人听闻，但是我担心你的记述也许是太繁琐了。”
“结果可能是这样，”我回答说，“但是我所采用的方法是新颖而又饶有趣味的。”
“啐，我的好朋友，对公众——广大不善于观察的公众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一个人的牙齿看出他是一名编织工，或从一个人的左拇指看出他是一名排字工，他们才不会去注意什么是分析和推理的细微区别哩！但是，如果你确实写得太繁琐，我也不能责备你，因为作大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人，或至少是一个犯刑事罪的人，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冒险的和创新的精神了。我自己的小行业，似乎也退化到一家代理处的地步，只办理一些为人家寻找失掉的铅笔，以及替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们出出主意。我想，无论如何，我的事业已经是无可挽回地一落千丈了。今天早上我收到的这张条子，我想，正标志着我的事业的最低点。你读读这个吧！”他将揉成一团的一封信扔过来给我。
这是前天晚上从蒙塔格奇莱斯寄来的，内容如下：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急切地想找你商量一下关于我应不应该接受人家聘请我当家庭女教师的问题。如果方便的话，我明天十点三十分来拜访你。
你的忠实的维奥莱特·亨特
“你认识这位年轻的小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