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启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以解释他的访问和访问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说明什么。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这几天天气真够热的。现在如果你感到心定了些，请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找我。你只讲了你的名字，好象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确实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由于我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是这位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起的声音使福尔摩斯作出了这些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错，您说的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别不管我，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告诉他们给我时间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有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可以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的确太……太有意思了。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被逮捕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