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品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铺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４２７号，但这对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瞧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要是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可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