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福尔摩斯先生，现在说说此事的结局吧，不能再辜负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任何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鉴于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素来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总觉得难于相信他竟会跑出去自寻短见。尽管如此，事过境迁。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等，"福尔摩斯插言道，“我预料您所说的这案情将是我所听到的一件最出破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为真的自杀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说下去。”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他应我的建议，仔细检查了长年累月挂上了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仍在那里，虽然匣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ＫＫＫ．．．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外，顶楼上其余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正值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称心如意。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伯父的遭遇是荒诞无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大惊失色，神志恍惚。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成一块铅似地沉重-这是ＫＫＫ．．．，-我说。
“他看看信封的内层-不错，-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又写着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