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尔摩斯始终称呼她为那位女人。我很少听见他提到她时用过别的称呼。在他的心目中，她才貌超群，其他女人无不黯然失色。这倒并不是说他对艾琳·艾德勒有什么近乎爱情的感情。因为对于他那强调理性、严谨刻板和令人钦佩、冷静沉着的头脑来说，一切情感，特别是爱情这种情感，都是格格不入的。我认为，他简直是世界上一架用于推理和观察的最完美无瑕的机器。但是作为情人，他却会把自己置于错误的地位。他从来不说温情脉脉的话，更不用说讲话时常带着讥讽和嘲笑的口吻。而观察家对于这种温柔的情话，却是赞赏的——因为它对于揭示人们的动机和行为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但是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理论家来说，容许这种情感侵扰他自己那种细致严谨的性格，就会使他分散精力，使他所取得的全部的智力成果受到怀疑。在精密仪其中落入砂粒，或者他的高倍放大镜镜头产生了裂纹，都不会比在他这样的性格中掺入一种强烈的感情更起扰乱作用的了。然而只有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是已故的艾琳·艾德勒，还在他那模糊的成问题的记忆之中。
①波希米亚，即今之捷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奥地利统治。——译者注
最近很少和福尔摩斯晤面。我婚后就和他疏于往来。我的完满的幸福和第一次感到自己成为家庭的主人而产生的家庭乐趣，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可是福尔摩斯，他却豪放不羁，厌恶社会上一切繁缛的礼仪，所以依然住在我们那所贝克街的房子里，埋头于旧书堆中。他一个星期服用可卡因，另一个星期又充满了干劲，就这样交替地处于用药物引起的瞌睡状态和他自己那种热烈性格的旺盛精力状态中。正如往常一样，他仍醉心于研究犯罪行为，并用他那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观察力去找那些线索和打破那些难解之谜，而这些谜是官厅警察认为毫无希望解答而被放弃了的。我不时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关于他活动的情况：如关于他被召到敖德萨去办理特雷波夫暗杀案；关于侦破亭可马里非常怪的阿特金森兄弟惨案；以及最后关于他为荷兰皇家完成得那么微妙和出色的使命等等。这些情况，我和其他读者一样，仅仅是从报纸上读到的。除此之外，关于我的老友和伙伴的其它情况我就知道得很少了。
有一天晚上——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的晚上——我在出诊回来的途中（此时我已又开业行医），正好经过贝克街。那所房子的大门，我还记忆犹新。在我的心中，我总是把它同我所追求的东西并同在"血字的研究"一案中的神秘事件联系在一起。当我路过那大门时，我突然产生了与福尔摩斯叙谈叙谈的强烈愿望，想了解他那非凡的智力目前正倾注于什么问题。他的几间屋子，灯光雪亮。我抬头仰视，可以看见反映在窗帘上的他那瘦高条黑色侧影两次掠过。他的头低垂胸前，两手紧握在背后，迅速而又急切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深悉他的各种精神状态和生活习惯，所以对我来说，他的姿态和举止本身就显示出那是怎么一回事——他又在工作了。他一定是刚从服药后的睡梦中起身，正热衷于探索某些新问题的线索。我揿了揿电铃，然后被引到一间屋子里，而这间屋子以前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是我认为他看到我时还是高兴的。他几乎一言不发，可是目光亲切，指着一张扶手椅让我坐下，然后把他的雪茄烟盒扔了过来，并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他站在壁炉前，用他那独特的内省的神态看着我。
“结婚对你很合适，”他说，“华生，我想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你体重增加了七磅半。”
“七磅。"我回答说。
“真的！我想是七磅多。华生，我想是七磅多一点。据我的观察，你又开业给人看病了吧。可是你过去没告诉过我，你打算行医。”
“这你怎么知道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