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kao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第八章汉代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改变了汉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次玉材的境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此类玉剑有剑首、剑格、剑心、剑、佩玉中出现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避邪、玉玺印、玉鸠首杖、“九窍”玉器（眼盖、鼻塞、耳塞、口含、塞、**塞）、仕女形在汉代佩玉俱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lou无遗。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玉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仅为趋向写实而又简括的玉豚、玉蝉之类的玉雕，在有限的范围内流行。此时佛教乘战火烽起、生灵涂炭之机，深入民间，扩大影响，促使玉工艺转向新领域，以和田玉雕造佛像或引进玉佛，在民间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替代和田玉造“玉佛”供养。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玉器工艺比两汉显得萧条，传世或出土玉器也寥若晨星，做工也显得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表明古代玉器史已由高度发达的、处于巅峰地位的两汉玉器工艺，渐渐向它的低谷滑落。同时又出现了向新功能、新领域转化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及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1)当时是介於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汉代玉器辉煌期，至开放的唐代玉器高峰期的中间低谷期。
(2)当时从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玉为主的古典玉器传统，至唐宋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的中古风格的过渡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