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
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
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作为岳飞的辖区。
岳飞能够分到这杯羹，除了自身的功劳外，也得到外力的帮助。
首先，以绍缉为首的大批江浙儒生不断给朝廷写信，推举岳飞；绍缉甚至跑到了宰相范宗尹的府邸中，为岳飞争取。
其次是张俊的推举。张俊之前接纳了戚方的投降，摘了岳飞的桃子，如今也乐得还给岳飞一个顺水人情，亦属正理。
作为当时宋朝军事的三巨头之一，张俊的说话还是很有份量的。
《宋史》卷三六五：张俊自浙西来，盛称岳飞可用。
能够成为诸侯，号令一方，其他人当然会志得意满。但是对于岳飞而言，这样的安排没什么意思。
原因很简单，通州和泰州地势偏僻，处江海一隅，不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他“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
于是岳飞给高宗皇帝上了份奏折，上面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