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局，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不该翻出来的东西’，如果是指违法犯罪事实，那正是刑侦支队存在的意义，必须翻出来，查清楚。”
办公室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暖气片持续发出单调的“滋滋”声，像某种缓慢的倒计时。
方振国看了严骏许久，那目光里有审视，有复杂的考量，甚至有一丝难以察觉的疲惫。最后，他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严骏，” 这一次，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近乎语重心长的意味，却比刚才的斥责更让人心头一紧，“有些线，不能踩。有些人，不能动。这不是我跟你打官腔，这是……生存的规则。你想查案，想负责任，可以。但前提是，你得先保证自己还能穿着这身衣服，坐在这个位置上。明白吗？”
严骏的背脊依旧挺直，但下颌线绷得更紧。
他听懂了方振国话里未尽的深意，那不仅仅是关于询问受害者的方法问题，更牵扯到了某种他正在触及、却尚未看清的边界。
“那我问你，”方振国身体前倾，目光如炬，紧紧锁住严骏的眼睛，“谁让你派人去医院找任念做笔录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暖气片“滋滋”的背景音仿佛被放大了。
“是我派的。”严骏迎着他的目光，声音平稳但坚定，“案件需要及时固定受害者证言，防止记忆随时间模糊或被干扰，这是标准程序。”
“标准程序？”方振国短促地笑了一声，那笑容里没有丝毫暖意，只有深深的无奈和一丝讥诮，“严骏，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严骏抿紧嘴唇，没有立刻回答。
方振国不再看他，站起身，踱步到窗边。
窗外是市局大院，天色灰白，几辆警车无声地进出，车顶的警灯在日光下显得黯淡。
他的背影对着严骏，声音也仿佛蒙上了一层窗玻璃的冰冷与模糊：
“三天前，受害者家属给我打了个电话。”方振国背对着严骏，声音很平静，“语气很客气，但话里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妻子受了惊吓，需要静养，不希望被反复打扰。他还说，警方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他，他一定配合。”
严骏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
“我当时说，这是程序，我们理解家属心情，但该走的流程还得走。”方振国转过身，看着严骏，“你猜他怎么说？”
严骏摇头。
“他说，”方振国走回办公桌后，坐下，“他说，方局长，我理解你们的工作。但我也希望你们理解，我妻子现在的状况很不好。医生说她有创伤性失忆，任何刺激都可能加重病情。如果因为警方的‘程序’导致她病情恶化，这个责任，谁来负？”
严骏喉咙发干的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青筋凸起。
“严骏，”方振国的声音冷下来，“我有没有交代过，这个案子，按程序处理毒品和嫌疑人就行，受害者那边不要深究？”
“交代过。”
“那为什么还要派童唯兮去医院？”方振国把茶杯重重放在桌上，茶水溅出来几滴，“为什么还要让她去问那些问题？为什么还要刺激受害者？”
严骏抬起头：“局长，我只是觉得…………”
“你觉得什么？”方振国打断他，声音提高，“你觉得案件有疑点？你觉得受害者可能记得什么？你觉得我们应该追查到底？”
严骏没说话。
“严骏，”方振国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我告诉你，这个案子，到此为止。毒品五十公斤，嫌疑人二十三个，够你交差了。受害者那边，家属那边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心理治疗师。你，我，我们所有人，都帮不上忙，也不该去‘帮忙’，明白吗？”
严骏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明白。”
“真明白了？”
“真明白了。”
方振国重新坐下，脸色缓和了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给严骏：“这是调岗申请，你签个字。”
严骏接过文件，扫了一眼。
上面写着，因工作需要，刑侦支队副队长严骏同志暂时调任市局后勤处，负责车辆管理和物资调配。
调岗期限，待定。
严骏的手抖了一下。
“签了吧。”方振国说，“去后勤处待一段时间，冷静冷静。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