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漠北发生大瘟疫之后，刘和心中没有半分的幸灾乐祸。虽然现在死的是鲜卑人，但瘟疫可不认种族，只要有适合它肆虐传播的条件，很快就会从北方蔓延到南方来，到时候还不知道要死多少汉人同胞。
刘和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在北方的提前部署是否能够阻挡鲜卑人向南的渗透和突破，如果鲜卑人在死之前还想拉一些垫背的人，毫无疑问自己这个他们口中的“魔鬼”，是他们在死前最愿意拉上的。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
另一方面，由于古人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 ”，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后世的历代献记载，自公元前7
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至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后世一些研究学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后世的医学则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
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按照刚刚颁发的防疫法案，冒死返回南面送信的探员不可以越过隔离带进入自己的家园，他们在传回情报之后，只能按照隔离带这边的同僚指引，前往白山城以北的一处观察区生活一段时日，在确定他们身上并未感染疫病之后，才能进入白山城。
旱灾尚未过去，一场令人闻之色变的瘟疫又在北方爆发，刘和只觉得心中无比的郁闷和烦躁，却不知道向谁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