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说法是大量的黄金被用于了佛事，因此导致黄金锐减。赵翼在《廿二史记》卷三《汉多黄金》载：“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之计，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则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如果说东汉的黄金被用于佛寺塑像涂金，有一些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从后世一些证据来看，佛事耗费的黄金的确惊人，看看**布达拉宫和青海塔尔寺，便可以知道所谓的“重塑金身”是多么的浪费。但问题是，佛事的兴盛并不是在东汉而是在南北朝，东汉末期时佛教才开始在大汉境内传播，如果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导致道教在本土失去地位，加之各种灾害、瘟疫和战乱的横行，使得普通民众心理上需要宗教的慰藉，佛教在汉朝能否传播都未可知。所以说，纵观东汉一朝，根本就不存在大兴寺庙、塑像涂金的问题，即使有一些寺庙使用黄金，像大神棍笮融在下邳建造的浮屠寺，黄金的用量也十分有限，所以说佛事耗金不能成为西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东汉对外贸易逆差所致。后世有学者认为东汉黄金数量减少，是由于黄金大量赏赐外人，以及向大宛购买良马、明珠和玻璃等商货，导致贸易逆差很大，所以巨量的黄金流向了国外。
这种贸易逆差导致黄金外流的说法也缺乏根据。因为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输出国，中国所产的丝绸和其他商品通过丝绸之路输向西方，换回来的除了一些马匹、明珠和玻璃之外，还应该有大量的黄金。大汉朝廷和王公贵族们虽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有时也用黄金向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但这种行为并不常见，动用的黄金数量不会很大，而且当时大汉的军事实力如此强盛。对外号称的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所以很多奇珍异宝的得来并非通过贸易手段，而是赤果果的军事威胁，逼使外国称臣纳贡而得。
第三种说法是因为战乱频仍的原
因，大量的黄金被人们埋藏到了地下。有学者认为西汉巨量黄金到了东汉时突然退出流通领域而消失，唯一的答案就是一部分黄金作为各种金器金物随葬或遗落地下，另一部分黄金则以金币形态随富商大贾和各级官吏而埋葬在了地下。
战国至西汉，商人以贱买贵卖手段集中了大量的黄金，而封建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攫取占有了大部分黄金。人们纷纷贮存黄金，大批的黄金被这批人占有并窖藏。史书上记载：梁孝王死时，“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汉末王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东汉时窖藏黄金者也大有人在。如董卓“筑坞于眉，高厚七尺，号曰“万岁坞”。坞中藏有黄金二三十万斤，银**十万斤”。而且，从后来出土的钱币中看，中国历史上窖藏金银珍物之数量确实大的惊人。为什么这些王公贵族们贮存的巨量黄金没有被用掉呢？主要是掌握大量黄金的商人贮藏着黄金以备用。而西汉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窖藏了大量黄金的富豪官吏，或死或逃，从而使窖藏的黄金如同后世纳粹德国的巨量黄金一样。无从考察。
中国人确实有窖藏金银珍宝的习惯，所以说一部分黄金因此消失于地下是有道理的，但若是把绝大多数黄金都说成是随葬和遗忘于地下则难以说得通。因为无论是私人还是国家黄金贮藏。少量除外，贮存巨量黄金的金库总是应该留有线索的，绝不会在一场战乱过后，所有的黄金拥有者都死去或忘记自己的财富所在。至于说因为陪葬而消耗了大量黄金也说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