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起起伏伏，每一个起落，都会被命运的巨浪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现在她仍然能俯视着他，她不知道当他重新破浪而出的时候，自己与他是平视还是仰望，会不会有一天走上对立的道路。现在，她只舱沉就。
相对于辽国的沉就，宋国的举动就比较多了，朝廷举行了盛大的仪式，接受夏国的朝觐和贡献，接受了夏国敬献的传国玉玺，祭天告祖，大肆庆祝宋国的胜利和得到传国玉玺的喜悦，随即赵光义便手握传国玺，信心十足地频频布一条条政令。
在西北，由定国节度使宋假移军麟府两州，接管横山东城防务，潘美率所部返回汴梁；在朝廷方面，三司官员也大举调动，有平调、有明升暗降、有提擢新人，官员的任免范围前所未有，这一切都是打着清算王继恩余党的幌子进行的，而且随着鼓励揭，有越来越形扩大的趋势，还不知要牵连多少人，牵连多少事；
与此同时，朝廷又有旨意下来，原保德军节度使、府州知府折御勋将担任宋国驻西夏宣抚使，克日到任，其弟折御卿封上轻车都尉，留京任职。朝廷留下了一个人质，把其余的人放回西北了，这是朝廷最终做出的让步。
议和既定，宋廷的军事重心，暂时放到了西』II，罗克敌以签书枢密院事的身份，被任命为西川安抚使兼兵马都总菩之职，赴巴蜀平叛去了。上一遭派出去的大将都崇信、王政忠俱受辖制，已被免去职务，原地待参的西川安抚使万松岭、成都知州周维庸也到他帐前听用「戴罪立功。
赵光义先封赏了潘美，以此安抚老臣，又借清洗王继恩余党之名提拔任用了几员年轻将领，安插到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等要害部门，这才调罗克敌赴巴蜀剿匪。河西战事既平，朝廷又接二连三地调拨军队入蜀，蜀地之乱想不平也难，此番遣他西行，分明是让他建立军功，积攒资历去了。
而动作最大的，却是夏国。杨浩受封西夏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迁都，自夏州越八百里翰海，迁都至兴州。在宋国看来，这是杨浩被宋国给打怕了，他抛弃党项八氏的中兴之地，越过翰海沙溢，跑到兴州去再起国都，是为了避免再有一次宋军旦夕即至，兵围都城的尴尬局面，对宋国来说，自然是扬眉吐气。
对夏国臣民们，杨浩的说法却是一国都城，当为天下中枢，当交通便利，当可攻可守。如今夏国不仅仅拥有定准五州，更有河西诸州，兴州正在诸州中央，且易守难攻，农牧达，可为国都云云。而真正的原因，国防固然是一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却是要藉此削除他对党项羌人过重的依赖。当初赵匡胤想迁都洛阳，固然是认为汴梁无险可守，不适合做国都，另一个原因就是想借此把赵光义经营开封府十年建立的庞大根基一举铲除，可惜他失败了。杨浩比他幸运，当初潘美率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已经半强迫、半恐吓地把愿意博、不愿意的所有权贵酋领都举族搬迁到了兴州，造成了迁都的事实。最大的阻力已经消失，迁都最困难的一步已经完成剩下来的只是建设而已。
赵匡胤立国之初时一次“杯酒释兵权”被很多对历史不甚了了的人错误理解为重文轻武而加以诟病，其实赵匡胤当时所做的无关文武的轻重，他只是把那些资历、威望不在他之下，在他立国之前就拥有自己的一套班底、拥有自己的将帅体系的那些大军阀大诸侯剥夺了军权而已，宋国能结束五代以来中原走马灯似的换皇帝的局面，这件事居功甚伟，王莽谦恭未篡时，要不然的话，宋国莫说一统天下，现在还姓不姓赵都两说了。
而杨浩在宋国的“帮助”下迁都释兵权，拜赵光义所赐，凭此一举，他便很轻易地完成了内部权力架构的调整，原定难五州的党项势力被拔离了根基，党项八氏不可能弃开部族牧地，所以一旦合力就会连他的权力和统治也会撼动的党项八氏头领们遥步退出了最核心的决策囡，夏州作为党项人迹之地的符号作用随之消失，本来反弹会最强烈的去“羌”化初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