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头也快秃了，无论是圆圆的大脑袋，还是皱巴巴的大耳朵上，都斑斑点点。露西尔尽量给他找合适的衣服穿，但所有衣服到他身上仍然像是要把他的身体吞没一般。毋庸置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头了。
雅各布的归来——依然那么年幼，充满活力——说不清为什么，突然让哈罗德?哈格雷夫意识到了自己的年迈。
露西尔也跟她的丈夫一样老了，一头白发。他说话的时候，她移开目光，始终注视着八岁的儿子。此时，那孩子正坐在饭桌边，吃着一块胡桃派。时光仿佛倒流到一九六六年，一切平静如常，而且再也不会发生不幸。有时，她抬手拨开额边的一绺白发，不经意间也会看见自己满是老人斑的枯瘦双手，不过她倒是没有因此烦心。
哈罗德和露西尔夫妇都身材瘦长。这几年两人老了，露西尔看上去甚至比哈罗德还要高一些，或者，不如说是哈罗德萎缩的速度比她更快。结果现在两人争论的时候，他不得不抬头看她。露西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像哈罗德那样日渐消瘦——她把丈夫消瘦的原因归罪于他总是抽烟。她的裙子依然合体，瘦长的胳膊还是那么灵活地指挥这指挥那；而哈罗德的胳膊在宽大的衬衫中晃晃荡荡，衬得他比以前更没底气了，这也让露西尔这些日子越发占得先机。
露西尔对此很骄傲，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妥，尽管她有时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些不好意思才对。
贝拉米探员不停地做着记录，手都抽筋了。他放松了一下，接着记下去。他原来也想过把谈话录下来，但还是觉得用笔做记录更好。当人们与政府官员见面谈话，却发现官员什么也不记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而且这也正适合贝拉米探员的工作方式。他的大脑更容易处理视觉信息，而不善于听觉信息。就算他现在不做记录，过后也得整理出一份纸质文件。
贝拉米从一九六六年孩子的生日派对开始写起。露西尔一边抽泣，一边诉说当天发生的一切，语气中充满愧疚。她是雅各布还活着时，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她只依稀记得儿子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追另一个孩子，挥动着一条苍白的胳膊。葬礼那天去参加的人太多，教堂里面几乎坐不下。贝拉米把这些都记下了。
但是有些谈话内容他没有记。出于尊重，有些细节他只是自己记在心里，而没有记在官方文件中。
哈罗德和露西尔虽然从失去孩子的悲伤中熬了过来，但也仅限于此。在接下来的五十几年中，他们的生活中一直充斥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孤独。这种孤独常常不期而至，在周日的晚餐时分不管不顾地涌上心头，令两人的话题陷入尴尬。那种感受他们无法描述，也很少谈及。他们只能屏住呼吸，在孤独中如坐针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虽然规模日渐减小，却始终令人捉摸不透、无法忽视，就仿佛卧室里凭空出现了一台核粒子加速器，坚定不移地预测着宇宙真理中最不祥、最不着边际的一面。
或许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这么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逃避这种孤独感，甚至已经轻车熟路。这就像一场游戏：不要提及采草莓节，因为雅各布最喜欢这个日子；不要一直盯着那些漂亮的楼房看，因为这会让你想起自己曾说过，雅各布将来能成为建筑师；对那些与雅各布有几分相似的孩子，则完全视而不见。
每年雅各布生日前后那几天，他们总是过得很压抑，相对无言。露西尔会毫无缘由地抽泣起来，哈罗德的烟瘾会比平常要大一些。
但这只是在开始的那段时间，只是在悲哀的头几年里。
他们慢慢老去。
他们阖上了记忆的大门。
哈罗德和露西尔一直尽可能远离雅各布溺亡的悲剧。然而，他们却又一次看到这个男孩站在自家门口——脸上的笑容那么熟悉，丝毫未随着岁月而变化。他依然是他们的宝贝儿子，依然只有八岁，这一切距离他们已经如此遥远，哈罗德一时间竟然忘了孩子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