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大厅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外。
回去的路上又经过财务部。
这次郑雪梅没抬头，但她桌上多了一杯咖啡——不是公司茶水间的速溶，是楼下那家咖啡店的外卖杯。
杯壁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有人用黑色水笔写了几个字。
我没凑近看，但隐约觉得那字迹有点眼熟。
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我没有多想，回到工位，继续改方案。
周二上午十一点，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您好，请问是陈默先生吗？”
“是我。”
“您好，我是南城分局刑侦大队的刘浅浅，上周五晚上在郊外丛林现场见过您，您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穿警服的姑娘，声音清脆，说话直来直去，训我的时候中气十足。
“记得，”我说，“刘警官，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您来做一个证人笔录。您和郑雪梅女士当晚在现场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包括那间废弃木屋里的血迹和物证。之前只做了简单的口头记录，现在案件正式立案了，需要两位到分局来做一份正式的书面笔录。”
“好的，什么时候？”
“您看今天下午方便吗？越快越好。如果郑雪梅女士也方便的话，最好一起来。”
“我问一下她。”
我挂了电话，给郑雪梅发了条微信，把情况说了一遍。她很快回了：
【今天下午不行，三点有个集团电话会，走不开。你先去吧，我的部分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如果一定要我本人做的话，我明天去。】
我回：【行，我下午去。】
她又回了一条：【陈默，小心点。】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两秒。不知道她说的是“在派出所做笔录时小心措辞”，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下午两点，我打车到了南城分局。
分局大楼是一栋朴素的灰白色四层建筑，外墙被秋日的阳光晒得微微发白，门口整齐停着几辆警车，蓝白相间的涂装在午后显得格外醒目。
进出的人脚步都很快，带着公职系统特有的紧凑与严肃节奏。
空气中隐约有消毒水和纸墨混合的味道，让人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
我在前台登记了身份信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辅警核对完证件，带我上了三楼，推开一间贴着“询问室②”标牌的门。
刘浅浅已经在里面等我了。
她今天没穿上周五那身沾满泥水的野外勤务服，换上了日常的警务制服：深蓝色衬衫，袖口整齐地卷到手肘下方两指的位置，露出小臂干净利落的线条。
肩章和胸牌一丝不苟地别在正确位置，头发剪得很短，利落地贴着头型，露出一截干净白皙的后颈。
她坐在桌对面，面前摊着一叠空白笔录纸、一支黑色签字笔，旁边还放着一台老式的录音设备，看起来既专业又带着一点年轻人的干净劲儿。
看见我进来，她抬起头。
“来了？坐。”她用下巴朝对面的椅子点了一下，语气和上次在丛林里训我时一样干脆，但少了几分火药味，多了几分公事公办的平静。
我坐下来。她先做了一些程序性说明，关于证人笔录的性质、如实陈述的义务、录音录像的告知。
然后按下录音键，拿起签字笔，开始正式询问。
“请您从当晚几点到达郊外开始，按时间顺序，详细描述您和郑雪梅女士的行程路线、在丛林中发现的异常情况、以及与我们执法人员接触的完整经过。”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二十九岁的年轻刑警，眼睛很亮，表情克制，但你能感觉到她在认真地把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过脑子。
我从下午四点出发开始讲，尽量按时间线还原，力求准确。
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发现路变窄了、什么时候遇到野狗、废弃木屋的位置和里面看到的东西——背包、血迹、摔碎的手机——然后是遇到警察、被盘问、被指路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