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坐船离开了上海，赶往南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洋,包括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因为封闭保守，社会经济与人民生活非常落后。寻常百姓生活枯燥单调，缺少娱乐和消遣。而迁移到那里的华裔在南洋人口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这正是我们兄弟决计开拓南洋市场的重要理由。
三哥单枪匹马，带着‘天一’的影片和一笔资金，踏上了赴南洋的征程。
新加坡是三哥独闯南洋的第一站，那里是南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堪称桥头堡。
当时的新加坡还没有中国电影，只有大戏院间或放映点西方默片。三哥使出他的交际才能，广泛接触当地各戏院的老板，推销影片。然而，又碰上钉子。大戏院只放西片，小戏院又给‘六合’绑住，对‘天一’封锁。但‘六合’的影片其实并没有打进新加坡，只是枉有虚名。
人地生疏、初来乍到的三哥，认准了新加坡的市场潜力，一定大有可为。
出师不利，三哥亳不气馁。他避开对手的锋芒，调整方针，另辟蹊径，展开游击战术。他先在新加坡的周边城镇进行放映突破，再杀回市中心，抢夺市场。
这一着的效果明显,他的‘天一’影片，由于适合大众的欣赏口味，备受欢迎，立即打开了销路。
短短一个季度，其业务已到了应接不暇的程度。
没日没夜忙碌的三哥，以辛勤汗水，换来滚滚不断的财源。大把大把的孔方兄撑得他口袋鼓鼓囊囊。三哥的业务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任凭他能力再大也应付不过来。他这才想起了上海，想起了家人，想起了叫我这个老六来帮忙了。
三哥直奔电报局，一纸急电发往上海：请我这个六弟速来新加坡增援。
至此,我才真正走上电影舞台，急赴南洋，同三哥山客联袂行动，共同演绎‘邵氏电影王国’的传奇故事。
当时爷爷我十九岁，刚刚读完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到了南洋之后，我们兄弟根据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想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租不到戏院放映电影，便租空地搭帆布帐篷，自己上街贴海报，放映‘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
每天拂晓时分，东方刚刚泛出点鱼肚白，我们兄弟便已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们二人各自分工。三哥专门负责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我则拿着笔在海报上写好当日放映的影片名称内容，然后拎着个浆糊桶，走街串巷地张贴。待我们两个有条不紊地忙完这些必备的工作，一轮旭日方冉冉升起。我们又开始早场的放映，接纳第一批观众。
晚上送走最后一名观众，已是子夜时分。我们俩又要拆卸帆布帐篷、收拾放映机，常常是干到雄鸡报晓，才能入睡……
日复一日，我们俩起早贪黑地拼命苦干。由于我们邵氏兄弟的片源不断，他们生意越做越活，渐渐可以由新加坡延伸到马来亚的各大埠了。
善于观察、处处留心的我发现：马来亚的许多小镇及偏僻的乡村当时根本没有电影院，观众无缘看到电影。我认真分析：假如能开拓这些地方的市场，把电影送到这里放映，一定会臝得观众。
我当即向三哥‘献计’广三哥，做生意犹如打仗一样，我们本少，经营生意就要灵活点。我发现大马的很多小镇看不到电影，我们可以打开那里的市场。没有戏院，我们可以搞个流动放映车，包括放映机、银幕、座椅全部装上。然后上山下乡，送片上门，可以争取大量的乡村观众。’三哥言听计从，当即采纳。
我们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流动放映车便宣告问世了。
我们邵家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流动放映车吧。
三哥和我驾着流动放映车，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的大镇小街、穷乡僻壤。我们俩巡回放映电影，为那里缺少娱乐的人们送片上门，使他们寂寞的生活得到一丝快乐和喜悦……
出乎我们兄弟的意料之外，这种吉普赛式的‘流动电影院’特别受欢迎。所到之处，人山人海，观者如云，十分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