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是CWS长官波塔于1943年12月17日向陆军总部麦克那尼中将提交了一份意见书。
在这份意见书上，波塔提出了两项主张。
一项主张是“日本军队对中国屡次使用毒气，我们不能放弃对日本进行制裁的权利，主动权在联合国，联合国应马上决定对日本实行毒气战”。
波塔收集了CWS截获的情报，列举了十数例1937年以后日军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使用毒气的例子。
其中两例就是，侵华日军1941年在中国宜昌使用了糜烂性毒气，1942年在中国山西太行山一带也散布了糜烂性毒气。
这两例施放的毒气都是在日本方面也得到了证实的致死性气体。
日军还在其他许多地区施放了被称之为“赤色”(表示危险)的呕吐性气体。
典型的例子就是1943年1月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使用氰酸气和同年4月在中国山西省黄河南岸使用氰酸弹。
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施放的毒气，是日军一个独立的小组在极小的规模内使用的，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海军舰队司令金斯和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都重申，美国不会以此作为美国进行报复的正当理由。
然而，在中国山西省黄河南岸使用的毒气，美军却没有得到证实。
那份报告中还列举了根据1943年11月4日到12月13日的新闻通信情报而得到的十几起日军施放毒气的例子，报告中主张美国使用毒气属正当防卫，美国拥有向日本进行报复和制裁的权利。
波塔在报告中提出的另一主张就是，为了拯救美军士兵的性命。
他指出，1943年11月在基里巴斯达莱岛的佩迪奥登陆战中，美军虽然投下了3000吨高性能炸弹，但登陆战仍不能轻易取得成功，战斗只进行了4天，美军就伤亡近4000人。
波塔称，假如在同一个遭到日军顽强抵抗的地方，只要投下900吨芥子气炸弹，美军就能毫发无损地占领该岛。
当时，波塔在报告中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使用得当，毒气可以尽早结束在太平洋上进行着的战争，避免使更多的美国士兵在战争中丧身。”
他指出，出自日军在中国及亚洲地区使用毒气和美军伤亡增大的原因，美国的社会舆论要求美军对日军使用毒气。
他主张：“因为日军在继续使用毒气，因为美军出现的巨大牺牲和对日军的残暴所受到的刺激，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在太平洋上进行毒气战，也许是迟早的事。”
因此，波塔的意见书明确表态，进行毒气战，是为了对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使用毒气而进行的制裁，同时也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人数。
而且，意见书中提出，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人数，美国必须先发制人，抢先使用毒气。
没有道义上的反对意见这份意见书，经陆军总部作战部的幕僚们讨论后认为，使用毒气，时间尚早。
主任幕僚T汉迪少将于1943年12月27日如此概括作战部的意见：毒气战一旦开始就无法控制。
对日本使用毒气，恐怕会诱发德国大规模地使用毒气，给同盟国进行的欧洲大陆登陆战役造成威胁，因为防御方如果使用毒气，将会成为非常有效的防御手段。
因此，不能给德国以使用毒气的口实。
美国可以使用毒气，因为美国市民几乎不会遭到报复的危险，但是在同盟国即英国、澳大利亚、前苏联、中国，就并非如此。
同时，在太平洋上进行大规模毒气战的筹备工作，会产生数量庞大的部队和大量运输船以及化学战弹药的保养等兵站上的问题。
于是，“使用毒气时间尚早”的理由，就只是战略上的原因。
令人注目的是，由于侵华日军在中国施放毒气和细菌，德军使用毒气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美军在提出这份实行毒气战的报告时，没有一个人对“打毒气战在道义上不人道”持反对意见。
不久，在战略上暂时不宜使用毒气的论据，随着德国的即将投降，眼看就要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