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直到1984年才公布‘毒气岛‘相关材料，如日本在中国战场进行化学战的情况、日本投降后美澳军队在该岛处理毒气和拆除机械的经过，以及在该地从事生产并受害的日本士兵和工人的调查报告等。
岛上最多的遗迹是各种存放毒气的仓库和山洞。
许多仓库隐藏在树叶和枯藤之间，现在只剩下固定毒气罐的石头底座。
有一个小型仓库保存较好，每个房间都可存放20吨毒气。
岛的北部有一处最大的毒气储存库，顶棚已经不见了，剩下个高米左右、直径将近5米的柱状建筑，均为水泥修筑。
环境厅在遗址前立的牌子上说：‘从1929年到战争结束，旧陆军在该岛上秘密制造过毒气，主要制品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毒气，皆为糜烂性毒气，使皮肤溃烂，年产量达1200吨。
‘山内说，理论上讲10吨芥子气就可以杀死全东京的人，而这里的每个建筑都可以储藏一个容量为100吨的巨大毒气罐。
望着这个满是爬山虎的被烧黑的毒气仓库，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山内还带领我们进入丛林深处，有些地方居然还散落着当年用来制作毒气的机器碎片，0年过去了，从碎片的形状上依然可以辨认出这是搅拌机上的零件。
岛上和近海地区依然有毒在大久野岛北部的一个工地上，带着口罩的工人把掘土机挖出的泥土密封在白色的布袋里，这是为准备修建防潮堤所作的毒土清理。
199年，环境厅对‘毒气岛‘作了第一次土壤和水质调查，结果发现土壤含有大量砷化物(俗称砒霜)，污染浓度超标达470倍。
岛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曾渗入地下4米，政府被迫投入巨资把毒土挖出，送到秋田县大馆市的工厂进行清理。
在修建海水浴场和防潮堤的过程中，发生过多起芥子气和氢氰酸中毒事件，证明岛上或近海地区仍然残留着糜烂性毒气。
现在的大久野岛还不能说已经绝对安全，岛上的饮用水依然是从外面输送的，地下水不能饮用。
山内向学生们介绍说：自己小的时候和朋友们曾经偷偷到这里砸玻璃玩，后来被政府接管，禁止游客前来参观，1990年有人甚至提议要把岛上的设施毁掉，实际是不想让毒气问题浮出水面。
日本毒气战受害者和原毒气岛上的工人家属闻讯起来反对，许多参观过‘毒气岛‘的学生组织也参与进来。
‘毒气岛‘的故事在学校间不断流传，短时间内就在广岛县募集了10万个签名，迫使日本政府最终没有拆除遗址。
岛上有处为日本的毒气受害者修建的慰灵碑。
大约00人先后在‘毒气岛‘上劳动过，这些人都存在着严重的呼吸道粘膜损伤。
战后，毒气受害者曾经联合上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却要他们拿出自己的病是由毒气所致的证据。
广岛大学的几位教授自费调查，最终查实了病因，也证实了毒气的危害。
然而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赔偿，只是给当年在工厂劳动过的人提供一定的救济金。
参观的学生对此表示震惊，表示回去之后要把所见所闻告诉同学和家人；还有位学生说，日本受害者至少还有变相的补偿，而中国受害者连这些都没有，战争离自己并不是很遥远，日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还历史以真实离开‘毒气岛‘，山内先生带我们去竹原市拜访了一位名叫藤本安马的老人。
藤本年轻时曾在毒气厂当过3年多的技术员，现在是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顾问。
他听说中国记者前来采访非常高兴。
一见面他就说，二战时自己虽然没有去中国，但因为制造过毒气，所以也是加害者。
他表示，中国人民对过去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示气愤理所当然。
藤本老人说，1941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年仅15岁的他小学刚刚毕业就作为‘军国少年‘进入岛内的毒气厂，制造过路易氏毒气等糜烂性毒气。
藤本回忆，当时岛上都是日本宪兵，监视工人们工作，不想干的人马上会被送往战场。
不断有人在工厂被毒气烧伤，越到战争后期工作量越大，事故也越多。
战后自己还被迫签了‘保证书‘，如果把‘毒气岛‘的秘密说出去就会被捕，所以在此干过活的人都不敢透露毒气厂的事。
藤本和其他许多在‘毒气岛‘干过活的人一样留下了后遗症，长期患气管炎，还做过大手术。
上世纪90年代初，当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中国发现的毒气罐的报道时非常气愤，‘这不就是当年在大久野岛生产的毒气吗？它还在害人！‘藤本了解到，初步调查表明，侵华日军曾在中国使用毒气弹2000次以上，战争结束时在中国各地丢弃的毒气弹约有200万颗，遍及中国十几个城市。
他觉得历史没有完结，现在仍是‘进行时‘。
自己作为毒气受害者之前首先曾是加害者。
1994年，沉默多年的藤本开始主动为‘毒气岛‘上发生的罪恶作证言，也开始了向中国谢罪的行动。
2004年8月，毒气岛历史研究所的11人到中国访问，藤本也一同前往。
他在访问中见到了河北定州北疃村毒气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
作为‘毒气制造者‘，藤本紧握着李庆祥的手道歉：‘我制造了毒气，我有罪！‘在那场毒气战中失去了弟弟妹妹的李庆祥回答道：‘侵略是铁一的事实，但是日本人民也是被欺骗后送上战场的，我们一起尊重史实、争取和平吧！‘跳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