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暴乱烈火焚城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全国。
不久前刚刚成功逼迫满清朝廷妥协、一举登上内阁总理宝座的袁世凯，第一个发来质询电文，紧接着便是欧美各国驻华大使和各地领事馆纷纷发来急电，询问本国侨民和领事机构是否安全。
国内的报纸鲜有报道，顶多是刊登一则短新闻略作提及，在全国大乱、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所有的眼球都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南京那群很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同盟会党魁，盯着北京的朝廷和新任总理袁世凯，哪里顾得上远离政治中枢的西南偏远地区？
耐人寻味的是，同盟会遍及全国各省的报纸对成都暴乱没有任何反应，三天之后突然掀起一阵猛烈的舆论狂潮，旗帜鲜明地支持四川同盟会的革命行动，相继把责任推到蒲殿俊和朱庆澜头上，郑重宣布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四川同盟会领导人罗纶、尹昌衡为四川省正副都督，任命广安起义失败后逃出四川的熊克武为川军总司令，责令各方同心协力重新组建新的四川省政府。
同盟会的匆匆任命，激起了已经宣告**并组建“蜀军政府”的重庆方面的极大不满，重庆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声明和批评文章，拒不承认罗纶和尹昌衡重组的四川新政府，批评南京临时政府的偏袒和官僚主义作风，表示重庆人民完全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
自此，同属同盟会领导的四川两大阵营进入对峙状态，相互攻讦，相互抨击。毫不妥协。
成都城经过三天的全力救灾，大火终于完全被扑灭，十余万无家可归的市民来不及抚平心中的伤痛，便含着泪开始清理残骸，重建家园。否则无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暴乱中，三千四百余名无辜市民命丧黄泉，八百多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者高达一万四千余人。
三千多人的巡防军死的死，逃的逃，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万二千人的新军重新集合后仅剩下七千人。
川东、川南二十几个县的保路大军首领日子也不好过。混乱中十余名义军领袖离奇地横死，十余万惊恐万状的乌合之众赶紧逃离成都这个是非之地，唯恐走慢一步，就会被当成这场大乱的替罪羊处理；数十名新军军官、警察局长、分局长先后引咎辞职，携妻抱子，黯然归乡。
只当了几天都督的蒲殿俊，乔装打扮，只身逃离四川。奔向北京；副都督朱庆澜羞愧难当，无颜再见赵尔丰和军中同僚，怀揣尹昌衡暗中派人送去的四百大洋。乘船逃往上海。
原本发誓追随两位正、副都督的数十名官员隐退大半，该做生意的继续做生意。该离开四川返回原籍的也没有继续停留。身处乱世，谁都有“秋后算账”的惊恐觉悟，何况两个前主子已经被南京临时政府认定为“罪魁祸首”。
暴乱发生的次日中午，群龙无首的同盟会各部负责人和保路会剩下的一群资本家才匆匆露面，一个个惊魂不定，躲躲闪闪，先后汇集到没有被烧掉的皇城明远楼，召开紧急会议。
正带兵巡查各条街道、指挥军民携手救灾的萧益民，被罗纶等人匆匆拉走，一同出席善后会议，商议如何尽快重建政府，恢复秩序。
浑身污垢、满脸尘烟的萧益民刚坐下，不知哪个厅长殷勤地递来一根湿毛巾，萧益民接过胡乱擦几把脸，还回毛巾说声谢谢，发现眼前年逾四十的厅长还弯腰站在面前等候什么，这才记得自己的嗓子已经喊哑，说出的话人家根本听不清。
历时三小时的会议中，萧益民神色平静，认真倾听，对任何追究责任的事情都一概不发表意见。
说到救灾款的筹集和救灾粮的分配时，萧益民立刻站起来，拍拍手、指指自己的喉咙，艰难地挤出几句话：“诸位，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柴米油盐的供应，大家应该立刻聚集商会代表，群策群力，想尽办法解决吃饭问题，只要政府还在，就不怕今后没钱还给商家，特别在这个时候，谁也不要再顾什么面子，追究什么责任，面子和责任完全可以以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