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元年在熙熙攘攘的全国性动乱中结束，新的一年在一片纷纷扰扰的争执声中到来。
袁世凯政府在欧美列强的支持下，终于连续祭出了三大杀手锏：一、宣布中国银行兑换章程，中国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与银元等值通用，重整的交通银行遵照中国银行相关章程展开业务；
二、新的盐税政策颁布天下，严令各省不得克扣、截留和挪用上缴中央政府的税款；
三、改革全国各省政府机构设置，正式设立民政长一职，令各省裁减军队，削减军费支出，地方各军不得干涉地方政务。
这三项政策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好事，但是要看国家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这是国民党机关报《民立报》刊登的专题社论阐述的重点，被中外各界誉为：国民党在新的一年里射向袁世凯政府的第一炮。
袁世凯三项政策颁布后的第二天，以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核心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之后接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山先生发布两项公开决议：一、切实保障粤汉川铁路的修建，呼吁中央逐年下拨铁路建设专款，铁路沿线各省应踊跃捐资，全力以赴地支持一系列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铁路建设事业；二、联合欧美日六国，在上海成立中西合资银行。
消息传出后，全国热议。
欧美各国领事和驻华机构纷纷发表声明，强调从来没有与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展开任何关于投资和联合经营的会谈，也不会忽视中国政局的稳定，冒着影响中国政府威信和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全盘计划的危险。与任何在野党展开合作。
袁世凯在三天之内作出回应，他在总统府举行中外记者会，就国民党的会议决议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对国民党的经济建设能力和规划的美好蓝图大加赞赏。但却不赞成任何政党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损害国家利益和政府威信。
私下里，袁世凯没有一分钱下拨给孙中山的铁路协会和国民党自行成立的粤汉川铁路公司。弄得急匆匆就任粤汉川铁路总办的黄兴在视察途中天天吃开水泡饭，最后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其次，在保路运动中深受伤害至今伤疤未愈的四川民众大加反对。被骗过一次血本无归的四川民众和各界团体。可不管你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开口就索要至今仍旧无踪无影的老本，四川各地报纸上全是愤怒的声讨，要求孙中山和袁世凯两位先把川人的两千五百万补回来再说。
见民怨沸腾，中山先生哪里敢回应？袁世凯更是置之不理，似乎根本就没听到，由此而使“川人治川”的呼声空前高涨。
显然，中山先生的美好蓝图触动了川人伤痕累累的脆弱神经。进而连累到袁世凯大力推行的政策，被四川各界联合拒绝。
袁世凯为了在成都、重庆、叙府等地建立中国银行各分行，连续给四川省政府和大都督胡景伊发去三份电令。责令其强行推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兑换钞票，征收每年不低于一千八百余万的盐税。并上缴中央财政，然后一口气任命三名四川政府大员，其中最重要也是权力最大的民政长一职，给了被尹昌衡赶到北京的原四川副都督张培爵，盐政使一职给了隐居在家的前清四川盐运使杨嘉绅。
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你们不是嚷嚷川人治川吗？好！现在我任命的四川主政官员就是你们四川人，看看你们怎么办！再加上早已投靠袁世凯的四川都督胡景伊为新政摇旗呐喊，搬出“国家统一确保法统”这把最锋利的宝剑，站在道德的高度俯视众生。
四川各界由此而变得被动了，大喊大叫破口骂娘是行不通的，关键是无论怎么反对，都没有任何法理依据，而且各地自行其是，根本无法达成提请省议会扩大会议公决的前提条件，除非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再次宣布**，否则只能忍受中央政府的无尽盘剥。
表面上看，如果袁世凯的三项政策在四川得到执行，损失最大的是各级政府和四川民众，可只要抽丝剥茧细细分析，四川各地大大小小的地主资本家无疑要首当其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