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北京中央政府发出讨伐令：任命驻守荆宜一线的中央军第七师中将师长张敬尧为第二路军司令，率部南下湖南，直趋贵州，讨伐叛逆；
任命第六师师长马继曾为第一路司令，率唐天喜之第七混成旅、范国璋之第二十师之一部，经湘西取道贵州，迎头痛击叛军；
任命驻守武昌的第三师师长曹锟为前敌总司令，全权指挥各部讨伐云南。
南北两份通电一出，神州大地车轮滚滚，马蹄声声，就在所有人以为第二路军司令张敬尧就要率部南下时，张敬尧通过告密者得知，孙中山秘密派遣的信使，再次出现在驻扎襄樊的豫军张钫部，同盟会员众多的张钫混成旅已经出现造反的迹象，目的是等候张敬尧率大军南下后，立即高举反旗，占领荆襄全境。
张敬尧大吃一惊，一面请示袁世凯，一面调兵遣将，于次日下午六点成功合围张钫部，随即发动猛烈攻击。
张钫率领的混成旅本就意见不一，内部矛盾重重，驻扎襄樊以来，官兵军纪松弛，缺乏训练，将领贪图享受腐化严重，在张敬尧两个旅的围攻之下死伤惨重，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就宣告投降。
张钫本人和副官在一群侍卫的舍命保护下，冲出重围逃往豫南，逃出百里停下一看，跟随其后的豫军官兵不到千人。
襄樊一战，张钫部其余三千余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另有千余官兵扔下武器换上平民衣衫四处逃散，隐藏军中的所有革命党纷纷被出卖，被拉出营门砍头示众者多达四十余人。
作为袁世凯特使的陈宦，此时正率领一个新编旅，乘坐军列赶赴长沙，途中又与蔡锷派出的信使“不期而遇”。
曹锟指挥的第三师经水陆两路，南下岳阳，已被国民党渗透的地方湘军惶惶不安，在大兵压境之下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大批心智动摇者自此逃离革命队伍。
川军派出的耳目仍然把目光钉在张敬尧身上，一份份情报通过各种方式发往四川重庆。
十二月二十九日，袁世凯向全国公布两项命令，一份是第三批进爵名单，授予四川督军萧益民中将振武将军、一等伯爵，晋升包季卿中将为四川军务会办，授一等子爵，同时命令两人率领川军，南下讨伐滇军。
另一份是褫夺开武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职和蔡锷等人一切军政职务，并全国通缉拿办的命令，任命云南两位没有公开反袁的师长张子贞、刘祖武分别代理云南军务及巡按使职务。
萧益民对袁世凯的命令哭笑不得，护国军已经高调宣布攻打四川，川军不管如何都要迎战，袁世凯却在这个时候，给萧益民和包季卿加官进爵，无疑是想告诉天下人，萧益民率领的川军，完全是按照他这个皇帝的命令讨伐云南，只要川滇两军一开战，萧益民就是长出一百张嘴也无法分辨。
萧益民终于仰天长叹：“骑墙派不是那么好当的！”
与萧益民开玩笑的徐孝刚、王陵基等人理解萧益民的苦衷，众人商议片刻，由王陵基向萧益民提出建议：“司令写封亲笔信，派子承将军秘密南下，与即将到达昭通的蔡松坡部将领刘云峰联系，事情或许会有转机。子承将军与刘云峰既是本家，又是同一阵营的国民党员、老朋友，而且司令的老朋友但懋辛、程潜两位，均在滇军之中，只要把事情略作解释，说明我川军不愿与滇军为敌，想必唐继尧和蔡松坡等人会做出慎重考虑的。”
萧益民略作权衡，当即答应下来，派卢逸轩去请刘秉先，很快草拟一份措辞谦逊的信函，让王陵基等人一起看看。
众将帅反复斟酌几个用词之后一致同意，萧益民立即奋笔疾书，再用上自己的印鉴，刘秉先也在这个时候赶来了。
刘秉先看完信后非常安慰，他是最不愿打这一仗的，两边都是他的兄弟，两边都有他的学长学友，同室操戈令他痛苦不已，所以他这几天一直没有参与各种会议，大家也都能体谅他的难处。
如今有个化解矛盾、消弭战祸的机会，刘秉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知道结义兄弟萧益民同样反对袁世凯称帝，同样主张进行社会和国家变革，对国民党的宗旨不但没有恶感，反而诸多认同，分歧只是在于，萧益民反对国民党在革命过程中的手段罢了。
此次阻止滇军入川也是基于同样的担忧。
萧益民对滇军官兵的军纪和各级军官的贪婪一直深恶痛绝，为防止滇军入川之后川民再次遭到四年前那样的掠夺和残害，萧益民宁愿背上骂名，也要挺身而出，力拒滇军，这就是萧益民真实的思想体现，全军将校有目共睹，由衷钦佩，这也是川军各部如此服从萧益民领导的重要原因之一。
萧益民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向刘秉先表明心迹：“我不是不愿意革命，而是不愿意这样革命......通过数年来的实践和总结，四川的发展给了我很多经验和想法，也给我带来很多启迪。中国要想民族复兴，要争取独立和自由，就不能依靠任何外国势力，否则老虎没赶走，恐怕又引来了豺狼！”
刘秉先在将近半年的日本之行中苦苦思索，很多事情逐渐看得清楚分得明白，如今他深为赞同萧益民的观点，因此他没有半点犹豫，当即接下秘密南下联络协商的重任，而且他也想乘此机会，与自己非常钦佩的蔡锷将军见个面，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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