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lou骨的笔调，在《官场现形记》诸篇中比比皆是。对官场黑幕的无情嘲讽，这种价值倾向非常明显。而《国画》则不然。相对前人，《国画》的孟子笔法云山雾罩，让读者一目了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同时，对的却不是可行的，错的才是真实生活的实际准则。“能说谁是真正的坏人？可有时人们只好坏起来，别无选择”。⒄比之清末谴责小说，这个特点的进步在于，如果错误荒诞是经不起推敲的，那么勿庸置疑我们要改变它——拖胎于旧式文人的当代愤青莫不作如是想；但是当荒诞逻辑和黑色幽默真实可行，那么我们就必须思考这种悖论的原因。《国画》最大限度地肯定了不合理存在的合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者，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者，斯不善已。”⒅只有对批判对象了有充分的了解，批判的展开才可能是客观深入的。
但是，《国画》现代*的残缺又是明显的。王蒙点评谓之“黄昏之叹”，这一叹并不因为作者所谓的“文化良知”，恰恰相反，论者读出了王跃文对游戏规则深深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在于，作者以及作者所认定的范围，无法对这样的现状产生认同；同时，无法认同建立在必须接受的基础上。否则就像曾俚和李明溪，一个失踪一个发疯。恐惧感经过创作的升华，居然变成了一种不经意的欣赏和仰视姿态。王跃文对自己笔下的权势人物一向敬畏有加，哪怕偶尔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但对于他们权力倾轧斗争的胜利，哪怕手段如何不堪如何龌龊，也从来都带有一种官场式的庄重口吻。将这种倾向推到极致的是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在李佩甫的笔下，主人公呼天成作为一个深谙世故的“老大哥”，简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通俗文学中，古龙的武侠小说《蝴蝶·流星·剑》中的“老伯”与呼天成孰几近之。这样一来，批判对象在不自觉中变成了作者的偶像，仿佛英雄最后为魔王所俘虏，因为英雄没有找到能够刺穿魔王的利剑。正如《蝴蝶·流星·剑》中孟星魂为“老伯”最终俘虏。
王跃文历经着从难以遏制抗拒心态到逐渐趋近认同，无论就《国画》来看还是以他整个创作历程，甚至推而广之到所有同类型作品来说，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
四、中国当代文学的出路：飞翔的安泰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在后记中，王跃文说：“给社会开药方只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如果就着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⒆这种说法在梁启超时代已经出现，某位评论家曾经说过：“小说，社会之X光片也。”这种观点显然是对梁启超夸大小说功能说法的一次矫正，但也难以称之为正确。小说是文学的一种样式，也是艺术的一种样式，不隶属社会学政治学范畴；真正的社会X光片应该是新闻、社会调查。从应然角度来看，作家当然不负担社会改良的义务——不论是直接作用还是提供佐证——只有基于这个基础，我们的作家在面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时候才能够真正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审视，在创作过程中才能真正以艺术的想象去完成。
中国作家特有的大地情结注定了中国文学是一种厚重情感与思维的产物。没有对足下土地深深的眷恋，没有对历史文化热爱而反思的态度，笔者认为，这样的作家纵然用中文写作也难于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摆在我们的面前的，已经不再是传统与现代的两极问题了。真正的问题在于，英雄安泰如何才能从大地母亲中来而飞翔于天宇？
参考资料
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⑵谢冕《1903前夜的涌动·序言》
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⑷夏志清《感时忧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使命感》
⑸谢冕《1903前夜的涌动·序言》
⑹李欧梵《现代*的追求》
⑺《齐人物论》
⑻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国画》P1
⑼人民文学1999年出版《国画》内容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