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良好形式下，在经济建设取得可喜成就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许多以暴lou、反思社会现象以及制度的作品应运而生。此类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多以当代转型期的变革社会为叙事背景2、多围绕社会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编织故事3、故事人物多有正邪分野。我们仿佛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前到达鼎盛的文学样式重新活跃起来。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整体呈现宏大叙事转向个人化叙事、社会关注转向个体关注的走向，但是，“忧患是它（中国文学）永久的主题”⑸。“中国作家把中国的困境看作是中国所独有而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⑹。中国作家特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历史与民族环境的催化下，必将继续延续和发展谴责小说这一特殊的文学样式。它的特殊*体现在两层含义，第一，基于热切的社会关注，对现世层面倾注了过多热情，束缚了作品的艺术想象力，使作品难于真正进入对永恒的、世界的命题层面；第二，也正是因为建立在良知与责任之上的强烈的社会关注，使得作品充满忧患意识，真挚而沉重。其中代表作品，陈放作品如《**》、《都市危情》，始于暴lou终于暴lou，缺乏艺术美感和深层思考；周梅森作品如《省委**》，在主旋律的基调下很难作惊人之笔；被改编成电视剧红极一时的陆天明作品《大雪无痕》则带有较强侦破色彩，全kao情节取胜，而且过分渲染个人英雄，没有进入大文化背景进行思考，终究昙花一现。加之今年来热播的同类型电视连续剧，如《苍天在上》、《红色康乃馨》、《黑洞》等等，无不或多或少地重复着以上问题。
湖南青年作家王跃文经过创作《官场春秋》、《十面埋伏》（王跃文注：这不是我的作品，作者记错了）一系列所谓“官场小说”的磨练和积累，打造出了在同类型作品中处于领先地位的长篇小说《国画》，大大拓宽了这一文学样式的思路。但是非常遗憾，王跃文之后创作的如《梅次故事》、《清河故事》(亦不是我的作品,王注)等多部作品并没有沿着《国画》开拓的新视野向纵深发展，而是回到了老路，即炫技似的对官场世故进行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这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由此，我们对《国画》的审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谴责小说在新时期发展的思考。
二、点评《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