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log_55f402f60100cvsd.html
按:偶然在网上发现这篇文章,几年前写的。文中涉及到对拙作《国画》的评价，提出了中肯的批评。贴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一阅。文章没有署名，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在此向作者致谢！有朋友在评论里生气,说了些激愤的话,大可不必。这是网友的文章，他说说自己想说的话而已。（这是王跃文老师加的按语）
中国现代文学起源于清末，在形式上以小说的兴起为标志。历经了一百多年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不断在反叛与反叛之反叛中徘徊前进。在小说方面无论精神内核还是技术思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被一个西方文艺及其理论渐进的过程。不难发现，在此影响下的小说试验与反叛最终导致了文本本身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一普遍现象。本文以小说《国画》为点，通过对其现代*及其缺失的分析，衍射涉及与之相近相关作品，试图寻找中国小说多元发展的走向之一。
一、谴责小说的流变中国文学长久以来自觉承担着超越文学范围的使命与负担。作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了小说这一治世良药，他不无自信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⑴，极力倡导寄托“政治之议论”的“政治小说”。此风气一开，天生具有美刺禀赋和文以载道精神的中国文人，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纷纷操持起了小说这一原本并不熟练的工具，尽情挥洒救国热情。“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近现代）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担。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为这一责无旁贷和义务反顾的超常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⑵。在“有用”这一指导思想下，连《茶花女》、《福尔摩斯探案记》这样的西方通俗读物，在翻译引进之后，也带有强烈的教化功能。由此，中国现代小说自萌芽起，就在负载现代史和追求现代*这两大主题中发展和完善。
于此时兴起的“谴责小说”直接继承了《儒林外史》的精神与技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⑶，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篇为最高成就。胡适认为，清末的社会小说（即鲁迅所谓“谴责小说”）绝大都是学《儒林外史》。而“19世纪晚期的中国社会要比吴敬梓这部著名小说所描绘的18世纪世界的危机更为深重。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明显相似之外，清末小说中还出现了一种更令人震颤难忍的峻急音调和一种更为忧郁的大难临头之感”⑷。这种沉重感的营造本身取得了一定艺术成就。然而，由于缺少技术革新和现代道德理想的支持，“谴责小说”逐渐沦为揭人隐私、漫骂攻击、相互影射的“黑幕小说”，最终流于下品直至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