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对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令人难以想象。官场对人具有巨大的同化力量，对人构成了一种侵略态势。《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无奈之中接受同学之子龙飞为自己的秘书。关隐达心中的想法却是：又一个诗人死了。龙飞是一个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却被父亲推向官场，关隐达深谙官场的腐蚀力，所以不禁产生了这番感慨。这暗含了官场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杀伤力。官场高深莫测，行走官场如水上行舟，顺流者即适应官场者则官运亨通，仕途顺利；而逆流者即不适应官场游戏规则者，则在官场的夹逢中艰难生活。因此，总有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不愿屈服于官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而表现不同。如《夜郎西》中的关隐达，《旧约之失》中的舒云飞等。他们正是因为不愿低头于官场与社会的强大势力，因此屡屡被排斥于官场之外。关隐达因岳父陶凡的离退，失去了政治上的依kao，八年中调动五次，全地区十一个县市中去过六个，而且是去的地方越来越偏远。处境使他失去了对权力的热情，多了说真话、干实事的勇气。他深入基层乡镇，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他打破关系网，撤掉了蛮横霸道的公安局长……他的魄力使他在民众中树立起了威信，在**会上被选举为县长。但是，他违反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最终他的宏大理想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而舒云飞是一个在机关工作多年的科级干部，他目睹了官场之中的种种**和不正之风，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固守着一个干部的基本原则和人格尊严。因此，在生活中疏离了多年的好友和工作中得罪了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领导。这使他始终原地踏步。但他仍然说：“我得按我的活法活下去”。这句话暗含了几多无奈、几多悲壮！
王跃文之所以写知识分子的官场表现及思考，这与他自身有密切的关系。王跃文曾在官场混迹多年，他总想找机会发泄。于是，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昼夜赶科场，而王跃文是弃官还文人真实。他曾多次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意义。”②在王跃文的官场小说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人物，他们身上具有许多共*的地方。比如他们都很年青，具有较高的学历，刚刚或正在进入官场。他们富有良知，在仕途上总是坎坎坷坷。如关隐达、舒云飞等。他们实质上是王跃文的代言人。因此，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就像舒云飞的点子公司考虑成熟之际的兴奋之言：“真的势头好了，到时候就干脆辞职下海了。现在的处境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这从侧面写出了作者官场生活一种无奈，可见作者的“弃官从文”是一种解放的选择。
总之，王跃文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既有批判，又有同情。批判他们心理的脆弱，最终被官场所软化；同情的是他们中的部分依然傲然屹立。说明作者对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失望。关隐达身上的聪明、才能和勇气；朱怀境虽然堕落，但对自己在官场中的一言一行，始终心明如镜。他不是一个同流合污的俗人。他的心灵深处孤独但却真实。这些都是作者所肯定的。
从体制**到人*异化，中间贯穿着文化渗透。而整个过程中人起着要害*作用。体制问题的存在除了其本身的漏洞外，人的*格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体制的软肋为自己牟利。由于制约机制的不完善，人在权、誉的诱引下越陷越深，其人*也逐渐扭曲。人是最初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后的受害者。归根结底，无论是对体制的批判还是对文化的批判，最终都是为了揭示人*，批判人在官场中的种种丑陋行为。这些都是贴近生活，切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一个文学需求。王跃文用敏锐的眼睛透视了**的根源和人的要害*因素，折射出作家始终保持着清醒深刻的洞察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说明文学已经具有深层的批判意识，这无疑是当代官场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
注释：
①阿尔蒙.鲍威尔：《比较政治学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转引于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②王跃文：《官场无故事※#8226;自序》，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邓小萍：《王跃文官场小说的艺术美》，《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
2．孟繁华：《政治文化与“官场小说”》，《粤海风》2002年第6期。
3．刘起林：《官本位生态的市俗化长卷——论《图画》的价值包容度》，《理论与创作》1999年第5期。
4．段崇轩：《官场与人*的纠缠——评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01年第2期。
5．张韧：《王跃文小说印象》，《理论与创作》1998年第5期。
6．陈成才：《艰难而生动的诉说》，《学术论坛》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