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五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严雨露。
那是他搬进大院的第一天，妈妈牵着他的手，敲开了邻家的门。门开了，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门后，眼睛弯弯的，像月亮被谁捏了一下。
“这是雨露姐姐。”妈妈说。
严雨露蹲下来，和他平视。她的眼睛很亮，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想靠近的温柔。
“你叫什么呀？”
“邵阳。”
“邵阳。”她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好，以后姐姐带你玩。”
大院里同龄的孩子不多，年纪都比邵阳大。邵锦比他大五岁，十岁的男孩们已经可以骑着脚踏车到处疯，从巷头冲到巷尾，扬起的风把晾在院子里的床单吹得鼓起来。
邵阳的脚踏车仍带着辅助轮。他追不上他们。
邵锦不是不想带他玩，只是大孩子有大孩子的世界。十岁的男孩聚在一起，聊的是他听不懂的话题，玩的是他够不着的游戏。邵阳有时候坐在台阶上，看着邵锦和那些大孩子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手里攥着从地上捡的树枝，在地上画圈。
严雨露会在这时候出现。
她从不会说“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她只是走过来，蹲下来，看着他在画的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
“这是什么？”
“脚踏车。”他小声说，“哥哥他们在骑车。”
严雨露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不知从哪里翻出了一盒粉笔。
“那我们来画一个球场吧。”
她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长方形。她画得很认真，粉笔在水泥地上发出吱吱的声响，白色的线条在灰色的地面上延伸。
“这是羽毛球场。”她说，然后把一只旧球拍塞进他手里，“来，姐姐教你打球。”
球拍的握柄太粗，他的小手握不住。严雨露绕到他身后，蹲下来，手把手地教他。她的手指包着他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到正确的位置。
“拇指按在这里，食指这样勾住……对，就是这样。”
她的手很暖。
那一年，他五岁。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喜欢”。他只知道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会跑到阳台，看隔壁的窗户有没有打开。如果窗帘拉开了，他就知道她今天在家。
那一年他过生日，爸爸妈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
“想要个姐姐。”他说。
大人都笑了。妈妈问，“妹妹行不行？”
他摇头。“姐姐。要雨露姐姐那样的。”
大人们笑得更厉害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很认真地想要一个姐姐，会用粉笔画线、会蹲下来教他握拍，一个不会丢下他的姐姐。
后来他八岁了。他进了羽球校队，每周三次训练，教练夸他有天赋。他想告诉严雨露，但她不在。她去外地上学了，一年只回来几次。
他开始记日子。日历上画着红圈，每一个红圈都是她回家的日子。到了那个日子，他会趴在窗台上，看院子里的车，等着她回来。
但红圈总是很少。一年只有那么几个。
所以她回来的那几天，他一定会抱着球拍去敲门。
“邵阳？”她看见他，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眼睛弯弯的，“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他站在她面前，仰着头看她。其实他只到她肩膀，但比去年高了半个头。他把手里的球拍举起来，“姐姐，打球吗？”
严雨露有时候在忙，有时候刚回来很累，但只要她有空，她一定会说“走”。
大院旁有一个旧球馆，地板有几处翘起来了。他们就在那里打。她从不嫌他打得差，也不嫌他跑得慢。她把球喂到他最舒服的位置，让他跑、让他接，让他发挥。
“很好，这次比上次进步好多。”
她总是这样说。每一次都这样说。但邵阳的嘴角压不下去。她夸他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进步了，但他知道，她想让他觉得自己进步了。
那些年，他把严雨露每一次回家的日子都记得很牢。她在家的天数不多，能分给他的时间更少。但那些零碎的、断断续续的几小时，被他很珍惜地记下了。
十三岁那年，他跟父母说想上体校。他想要和严雨露站在同一个地方。不是站在电视机前看，是站在她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