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申屠嘉老脸一红，而晁错几乎要给刘瑞鼓掌。
没错，这就是晁错《论贵粟疏》里提到的农民惨状，明明已经如此努力了，却也攒不下几个钱，反而因天灾人祸走上卖田卖宅，卖儿卖女的绝境。
不过关中的百姓比其它地方的百姓稍强一些，毕竟他们走投无路后还能去上林苑给皇家干活，虽然挣不了几个钱，但也过得比外面的黔首还好，这也算是西汉独有的魔幻现实主义了。
毕竟搁在后世，没人料到庸耕和奴婢居然过得比有人身自由的黔首要好，甚至脱离田租和人头税负担的流民在九市做个打手或是在巴蜀一带荒野求生也比在那儿苦哈哈地种地强。
久而久之，放弃土地的流民，庸耕与奴婢越来越多，而自耕农也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豪强们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疯狂隐瞒田地数量与庸耕数量，导致官方记载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收上人头税也越来越少，逼得少府与内史为了数据好看而将本该由“失踪人口”负责的人头税，田税都分摊到剩下自耕农上，从而加剧了自耕农的土地流失与自耕农的奴婢化，流民化，然后形成个恶性循环。
刘瑞本想借燕楚两地的后续安排让刘启支持楚国发展制盐业，务必发挥苏大强（西汉楚国位于今江苏一带）的区位优势，争取把吴国的制盐份额抢走一半。
他吴王刘濞不是靠着制盐制钱的利润免除杂税，收买人心吗？那就让同样靠海的楚国陪他耍耍。
你吴国逍遥了这么些年也该过过穷日子了。
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
只要关中收回楚地，然后联合巴蜀的井盐产业抢走吴国的制盐份额，相信过不了几年，吴王刘濞为了继续供养自家的军队和网罗来的人才就会恢复国内的各种杂税，那时的吴国黔首们不反了吴王刘瑞就把自己的名字倒过来写。
然而刘瑞想得很好，开始阐述收回楚国的厉害时却跑提到现在的黔首过得好惨，咱们不能让粮食和银钱在少府的仓库里继续发霉，得想办法将其花出去，让经济流动起来，让黔首……尤其是自耕农富起来。
于是从苛捐杂税聊到土地兼并，从纳粟受爵聊到豪强瞒上，几乎是把当下的隐患掰开了，揉碎了地讲。并且在当下的基础上设想过关中如果没有应对，最后等各地的豪强们做大做强后倒逼着皇帝废除高祖定下的迁徙政策会有什么后果。
听得刘启从满眼玩味变得正经危坐，最后甚至眉头紧锁地身体前倾，就差在脸上写着“朕的江山要完”。
第61章
刘启不知道的是，比起晁错的“农民过得很可怜，一家五口都没钱”和刘瑞的“黔首们都在负债生活”的论调，原本会在武帝时获得重用的董仲舒对颇受赞誉的“文景之治”骂的更狠，直说在文景之治下的黔首们过得与乞丐无疑。
而从后世的角度来看，文景之治的经济情况确实挺魔幻的。即便是快干死西方经济学的土耳其经济学都不会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还不民众增加收入，而文景之时……
说句扎心的话，西汉这一代代的换了四个皇帝，结果还是临朝称制的吕后有点经济常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和促进商业发展，甚至在建国之初就敏锐察觉到了土地兼并的苗头，对豪强乡绅的地产进行限制，避免他们侵占农田用以筑宅。
如果不是匈奴的趁机打劫和刘吕两家的权力之争导致吕后搞出偷工减料的八铢钱，兴许文景之治下的黔首们还能做到收支平衡，至少得到武帝前期才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所以在西汉的15位皇帝里，武帝治下的黔首们过得最惨，宣帝治下的黔首们过得相对好，这也算是历史给刘彻开的一大玩笑吧！
刘瑞知道，跟上头的人说“农民很穷，赚不到钱”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会嘴上说着“我知道”，然后将其抛之脑后。只有触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触及到以后能不能拿到钱，黔首会不会像推翻桀纣子婴那样推翻他们。
因为刘瑞的口才很好，描述得很真实，而且还对未来进行了很唬人的预判，所以从刘启到三公都不觉得刘瑞是在开玩笑，因为只要看过少府内史的汇报就会明白刘瑞说得不无道理。
《二年律令》里规定了黔首拥有一顷地，也就是240亩（汉制一顷相当于现在的4.2公顷），并且在《二年律令》出台前，高祖就在西汉五年五月的诏书里对军吏士兵进行赏赐；让躲避战乱的人回归故里，恢复先前拥有的爵位田地；宣布之前因饥荒卖身为奴的人获得庶民身份，有资格参与接下来的授田。
按理说，这两道猛药下去就是私人也会有些膝跳反应，而西汉呢！
反应是有的，但能持续反应就算我输。
“而和自耕农的土地流失一样严重的是黑户数量。”刘瑞犹嫌不够地给了刘启一激：“虽然匈奴还是定期骚扰大汉的边境，可是自诸吕之乱到父皇当政也有二三十年的平静日子，敢问这段时期里的人口数量上涨了多少？即便减去内忧外患下的兵源损耗和天灾人祸，朝廷在这段时期上涨的人口也就只有……一千三百万。”
“这也不少啊！”一旁的申屠嘉忍不住道。
最后还是晁错解答了老丞相的问题：“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仅用八年的时间就将人口从两千万上涨到了三千万，期间还对南疆发动了几次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