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芃离开后的第五年，仁心孤儿院因为资金和种种问题，实在运营不下去，濒临倒闭。是张妈妈，还有那几个早已离开、却又闻讯赶回来的志愿者阿姨，硬是咬紧牙关，东拼西凑，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和难以想象的毅力，撑住了院里她们被剩下的九个孩子的基本生活。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长大，离开，自谋生路，最后只剩下她和于斐这两个最大的“拖油瓶”。可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妈妈和阿姨们也从未说过一句“放弃”。
她们让她读书，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哪怕为此要承受更多非议和压力。她们用自己瘦弱的肩膀，为她搭起了一架摇摇欲坠、却始终没有彻底塌掉的天梯。
蒋明筝的确憎恨这个不公、势利、阶级分明的世界。但当她终于拿到京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坐上那趟轰隆隆驶离阳溪的绿皮火车时，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她生活了十一年的贫瘠土地，心里涌起的，除了对新生活的忐忑，更多的是感恩。
感恩这个落后、偏远、甚至地头蛇横行的小县城里，竟有那样一群傻得可爱的阿姨和姐姐，用她们全部的温暖和力气，死死拖住了她骨子里的“自私”，让她没有在现实的淤泥里彻底沉没。
是的，自私。
从很早起，蒋明筝就知道自己是“自私”的。
在仁心，她不该学习那么好，不该那么拼命地读书，试图抓住那根名为“高考”的救命绳索。她应该像院里其他七个孩子那样，早早“识时务”，放弃学业，离开孤儿院，去县城或更远的城市打工，或者找个差不多的人嫁了，组成一个或许依旧艰难、但至少“正常”的家庭。怎么都不该像个甩不掉的包袱，一直“赖”在早已不堪重负的孤儿院，拖着张妈妈和阿姨们，像个水蛭一样，趴在她们日渐佝偻的脊背上“吸血”。
可她不甘心。
她不甘心自己和于斐的人生，就这样被框定在阳溪的方寸之地，被钉死在“孤儿”、“傻子家属”的标签上。她要往上爬，哪怕背脊被戳穿，哪怕被骂作吸血鬼、水蛭，她也要带着于斐，从这片泥沼里挣出去。她蒋明筝的人生，绝不止于此，绝不委身于命运这荒唐的安排。
甚至在拿到通知书后，她都还曾阴暗地幻想过，会不会有人突然出现，调换她的成绩，顶替她的名额，夺走这唯一的生机。可张妈妈、那位县里的姐姐、还有所有知道内情的阿姨们，比她想象的更为周全，更为决绝。她们用各自的方式，沉默地、却又无比牢固地，为她守住了那张薄薄的、却足以重启命运的纸。
她是最后一个离开仁心的人。但离开前，在破败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孤儿院院子里，一场简陋到寒酸、却又郑重无比的“升学宴”悄然举办。那七个早已散落天涯、为生活奔波的孩子，不知从哪个角落得到了消息，一个个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他们带来了水果、廉价的糖果，还有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的红包。
他们围着她，拍着她的肩膀，用当年在院里斗嘴时的称呼叫她，语气凶巴巴，眼眶却通红：
“蒋水蛭，吸了我们这么多人的血，上了这么好的大学，以后可得活出个人样来啊！听见没，大状元！”
“就是！别给仁心丢脸！别给张妈妈和我们丢脸！”
“带着于斐那傻小子，好好过！混不出名堂，看我们不去京州揍你！”
“别回来，走出去就永远别回来！”
“你们，要带着我们所有人的份，幸福顺遂。”
那一刻，蒋明筝的眼泪终于决堤。
她明白了，她的“自私”，她的“吸血”，早已在年复一年的相依为命中，化为了这群同样在底层挣扎的伙伴们，对她最笨拙也最深厚的期许。他们将各自未能实现的、对“更好生活”的渺茫希望，无声地寄托在了她这个最“自私”、也最“有可能”的人身上。
活出个人样。
是的，活出个人样。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张妈妈、志愿者姐姐阿姨们，为了那七个因为各种原因而提前放弃了某种可能、选择踏入更艰难现实的“傻子”们。她要带着所有人的那份不甘和期盼，活出个人样，活出个名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