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的心已经静下来了，没有想象中那么酸涩。
也许是因为妻子已经跟他做了了断，也许是因为我开始相信她。
也可能是长时间浸泡在这种窥探里，我变得麻木了。
退出回放，我又下意识地点开了三叔公那边的画面。
值班室里，三叔公正坐在桌子前看电视，手里的遥控器有一下没一下地按着，频道换了一个又一个，显然也是心不在焉。
茶几上放着半瓶二锅头，一个杯子，一碟花生米。
电视的光映在他脸上，显得那张棱角分明的老脸格外苍老。
他拿过酒瓶，又倒了半杯，仰头一口闷下去，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用手背擦了擦嘴，又去夹花生米，手抖了一下，花生米掉回碟子里，他又夹，这次夹住了，送到嘴里，嚼了半天，像是在嚼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
我看着这个画面，心里升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同情。
他也是个人。
一个被命运反复捶打、失去了所有至亲的老人。
他经历过战争，经历过丧妻之痛，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望。
他本可以在老家安安静静地度过余生，却因为我和妻子的好意，被卷进了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卷进了一段注定无法善终的荒唐关系中。
他不是什么色中饿鬼，也不是什么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他只是一个寂寞了太久、压抑了太久的普通老人，碰上一个他根本无法抵抗的女人，做了任何正常男人都会做的事。
而我呢？
我是那个把女人推到他面前的人。
我是那个创造了“机会”、甚至享受观看的人。
如果要论“为老不尊”，我可能比三叔公更配得上这个词。
我关掉了监控。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给三叔公打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一阵才接通。三叔公的声音有些沙哑，大概是被二锅头烧的：“飞仔？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三叔公，你明天晚上有空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快自然，“绮彤去团建了，我一个人在家带娃。明天下午等她回来，咱爷俩喝一杯？好久没跟你喝酒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三叔公说：“好啊，我也好久没喝过了。”
“那说定了，明天晚上，来家里，我炒几个菜。”
“成。”
挂了电话，我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
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请他喝酒？
是真的想跟他叙旧，还是想试探什么？
还是说，我只是想看看他的脸，看看那双面对我时强装镇定的眼睛里，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说不清。也许都有。
周六下午四点，妻子回家了。她进门的时候提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被太阳晒出的健康红晕。曦曦欢呼着扑上去，差点把她撞翻。
“妈妈！你回来了！爸爸说你给我带礼物了！”
“当然带了。”妻子笑着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一个毛绒玩具，“崇明岛的大闸蟹，可爱吧？”
那是一只做成螃蟹形状的毛绒玩具，两只大钳子占了身体的一半大小，看起来又傻又可爱。曦曦欢天喜地地抱着跑了。
妻子站起来，看向我。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包，在她脸上亲了一下：“玩得开心吗？”
“挺好的。”她笑着，“就是被蚊子咬了好多包。”
“城里人去乡下，蚊子当然要加餐。”我笑着说，“去洗个澡吧，晚上三叔公来吃饭，我请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