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舆论沸沸扬扬的情况之下，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层出不穷。人们一时间对于怀特-库斯的身份根本没有过多研究，而网络言论也就被怀特-库斯这位“叫兽”的肯定言论激发了出来。
真相大白了，其实根本没有花多少力气，“环球报”这次的阴谋根本就不堪一击，把整个事件弄清楚之后，大家都明白了真正在恶意炒作的应该是“环球报”才对。而埃文-贝尔呢？这位“恶意炒作”的主人公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根本就没有试图炒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埃文-贝尔需要炒作吗？人气高如埃文-贝尔，他从来都不需要炒作，相反为了躲避媒体他还费尽心思。
这一次“环球报”的行为引发了其他所有媒体的围剿，所谓事情的真相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不仅还给了埃文-贝尔一个清白，而且还纷纷对“环球报”扭曲事实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事情还不仅如此，社会学者们又再次站了出来，将原本对准埃文-贝尔的矛头纷纷对准了媒体。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科特-鲍曼表示，“媒体为了销量、为了博眼球、为了夺视线，借用艺人的关注度进行恶意炒作，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顽疾。”斯科特-鲍曼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他的观点也基本包含了所有社会学者们的态度。
斯科特-鲍曼认为，“回顾这一次事件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脉络，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事件，却被媒体炒作到了‘英雄’的高度；当事件达到一个巅峰之后，媒体又继续炒作，把对于英雄的质疑当做热点制造第二波热潮；最后第三波热潮又重新回到艺人身上，把‘恶意炒作’的名头按到了艺人身上。于是，这就变成了好也是艺人的，不好也是艺人的，全部的起因都是艺人，这是不对的。”
斯科特-鲍曼对于事件本身的讨论并不是很多，而是对媒体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定义，他认为媒体之所以会对艺人的褒奖过渡，这是一个明显的马太效应；但同时艺人身上一旦出现争议，也同样会被无限放大。媒体对于艺人的过度追捧或者过分谴责，其实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的建立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肖恩-霍尔的捧杀策略达到巅峰时，社会学者们都对埃文-贝尔提出了谴责，认为埃文-贝尔所谓的草根英雄名头实在过誉了，不过当时社会学者们就有谴责媒体的大惊小怪了。而这一次，“环球报”的行为，更是把社会学者们**的神经挑拨了起来，如果媒体能够达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时，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因为媒体的职能是在于监控，而不是掌控，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这一次社会学者们已经把对于草根英雄的焦点转移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身上，认为像“环球报”在于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于这个社会都是一种危害。这一次，社会学者们的讨伐声浪比几天之前还要严厉许多，整个舆论都对“环球报”这次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
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时代”这样的权威媒体为首，他们纷纷在社会版面上开辟了专题，讨论“环球报”这一次恶意造谣行为对于舆论的恶劣影响，以及对于媒体名声的损害。
毫无疑问，其他媒体都急于与“环球报”撇清关系，表明自己的清白，纷纷对“环球报”落井下石。搭配着社会学者们的谴责和忧虑，对于“环球报”的声讨音浪越来越强势，几乎都要超过之前关于埃文-贝尔是否称得上草根英雄的影响力了。事情已经越闹越大了。
不过，同僚媒体的围剿，社会学者的批判，这都还不是“环球报”面临最糟糕的局面，真正让“环球报”焦头烂额的，还是来自于粉丝们的抵制。
不管“环球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其实还是扩大报纸的影响力，让更多的民众愿意在超市里看到“环球报”，只有这样报纸才能有更多的广告收入，报纸也才能继续办下去。如果当民众都开始抵制“环球报”时——准确来说是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开始被民众大面积地抵制时，他们的生存环境就会一点一点被压缩，最终灭亡。
“环球报”这一次是真的捅了马蜂窝，从同僚到社会学者再到民众，他们引发了全面的民愤抗议，这种局面实在是让人想不到。不仅因为“环球报”捏造事实，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焦点事件上恶意扭曲、毁谤，这种恶劣的影响自然也伴随着事件本身被放大数十倍数百倍，引起的后续反应强势得让人根本没有还击能力。
埃文-贝尔的粉丝们全部集结起来，在全美国包括夏威夷在内的五十个州，一共六十四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环球报”的活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活动以一种骇人的声势迅速崛起，并且以强大的气势让“环球报”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着实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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