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会想，词汇量不足，这故事能好看？
但在实际写作中，用词精准与否，往往比词汇量是否充足更重要。
简短精炼是一种文风，辞藻华丽又是一种文风，大多数人很难两头都占，能在一方面深耕足以。
杨乐怡送来的这本小说，文风没有到简短精炼的程度，但已经有了雏形。有些部分表达上虽然累赘了些，但完全没有词不达意的废笔。
这种水平，别说唐人街的新生代，就算国内是从小受着熏陶长大的孩子，在杨乐怡这个年纪也很难达到。
但小说作者华文词汇量明显不足这点，又让郑鸿有点迟疑。
因为杨乐怡这个年纪，确实可能词汇量不足。至于她小小年纪用词便如此精准，可能是天赋？
想到这里郑鸿说：“我能问一问你今年多大了，在上几年级吗？”
杨乐怡回答说：“十二岁，下半年升八年级。”
郑鸿闻言，心里意外又不意外，意外在于她下半年才上初二，不意外是她看起来就不大。
他继续问：“那能说说你爸妈都是做什么的吗？你怎么会想到写这个故事？”
作为一个编辑，郑鸿问得实在有点多。
杨乐怡也看出来了，郑鸿问这么多，本质上是不相信这篇小说是她写的。
对一名小说作者来说，这有点冒犯，但审核权在郑鸿手上，他点头与否，关系到她能不能拿到钱缓解家庭经济压力。
杨乐怡没有表露不满，回答说：“我爸生前是一名厨师，我妈在洗衣店工作。”
郑鸿闻言，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抱歉，我没想到……”
杨乐怡没管他，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这个故事，是以我爸妈为原型写的，也参考了邻居讲述的一些过去的事。”
写有原型的故事有点取巧，但杨乐怡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写英文小说，最大的难题是她英语不够好，那么写华文小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原身华文不太行。
这种情况下，她突然写出一本原创华文小说，很难不引人注目。
而且写原创小说，题材选择也够让人头疼的。
写爱情？她这个年纪有点太早了。
写武侠？她华文“不好”怎么写？
写悬疑？这又涉及到知识储量。
如果经济条件宽裕，杨乐怡可能会再缓一缓，假期多请教华文学校的老师，再大量阅读一些学校有的书籍报刊，再适当表现她的语言能力。
等过完暑假，她的选择会多很多。
但现实让她没有铺垫的时间，她只能从最简单的故事写起。可怎么把简单的故事写得能打动人，又是难题。
恰好杨乐怡选择投稿报刊时，注意到这时候的文学类的报刊，倾向于写怀旧、华工、华人生活等小说。
写华工，杨乐怡很难比得上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怀旧更不必说，她前世是九五后。于是能写的只剩下华人生活。
经过综合考虑，并征得陈阿莲的同意后，杨乐怡决定写以原身，也可以说是她父母为原型的故事。
虽然故事内容有不少原创剧情，但整体参考了她父母的过去，如果有人问她怎么想到的剧情，完全可以用陈阿莲讲述的理由混过去。
至于历史背景，也可以用老一辈讲过来解释。
此外她还在用词上下了功夫，写作期间惯性用上的成语，在二次修改时全部改成短句描述，难写的词语也尽量替换成简单词汇。
要不是这样，三万字怎么也用不着她花半个月去写。
总而言之，杨乐怡写《阿珍的故事》不说百分百，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因为钱，夹杂的私人感情并不多。
但郑鸿不知道杨乐怡的想法，以为她会写这个故事，是为了怀念去世的父亲，心里不由更加歉疚。
他也不再怀疑杨乐怡不是小说作者。
没有作者会在遗失全部文稿后不去寻找，唐人街只有这么大，如果杨乐怡送来的是捡来的文稿，这事迟早会纸包不住火。
何况杨乐怡拿出的并非全部文稿，小说是不是她写的，看后面的内容质量有没有断崖式下降就知道。
想清楚后，郑鸿说道：“你写的故事很动人，感情也很真挚，很有感染力，但你送来的文稿好像还没有结局，我想问一下这个故事你总共打算写多少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