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时候，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此言差矣，南直隶与浙江岁赋历来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隶与浙江岁赋一半，朝廷应当予以蠲免方是以惜民力，如何还能加征，加征实乃万万不可之事啊！”
“南直隶与浙江多少田亩，其他各省多少田亩，南直隶与浙江多少户，其他各省多少户，王部堂难道不清楚吗，南直隶与浙江岁赋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轻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怼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银行股东，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还是浙江地方士绅受益，但也因此，现在的他也要为了国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建设西北西南贫瘠地区。
“陛下，臣以为轻徭薄赋方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当以节俭治国，又何必夺民之利！”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也不提议加赋，但似乎也说的很有道理，减税免税本来就是善政，盛世之朝从未有加赋之说。
“可今年的审计核算发现，天下诸省岁赋收入与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粮之省有六省，云南、贵州、新增之甘肃、南直隶、浙江；
云贵甘素来贫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本来云贵全赖四川之岁赋供应，甘肃也全赖朝廷拨款；
可南直隶与浙江这两年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亏空达千万银元之巨！而南直隶与浙江如今海贸已不下十亿银元，敢问南直隶与浙江为何还会亏损！需由朝廷湖广、两广、山东等地接济！”
大明第一任审计署户部左侍郎丛兰主导了大明审计工作，开始全面负责管控大明国有资产，但也正因为此，让他发现了江南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财政负担，使得他不得不赶来了南京，帮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税政。
作为山东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东百姓还拿买番薯的钱去给江南官员付进青楼的钱。
“陛下，朝廷有北方矿税与南方海贸之收入，更有海外新领地之收入海贸之利，莫说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皆算关内诸省入不敷出，也无伤朝廷运转，当年两宋以海贸之利赏能恩养必今日大明多数倍之官，如今大明海贸之利更甚于两宋，国家之富已数倍于两宋，又何必计较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之事，他省之民也不必嫉羡南直隶与浙江百姓之富，朝廷已取缔路引制度，他们若想求财，来南直隶与浙江便是！”
这时候，南京户科给事中解一贯也说了起来。
但朱厚照听了这解一贯的话只想笑，他不得不承认这解一贯说的话不是蠢就是坏。
朝廷现在对外掠夺的财富多是不假，但不能只肥你南直隶与浙江啊，那样岂不是加剧南北收入差距，加大贫富差异，“他省之民不必嫉羡，想要发财可以来南直隶与浙江”这话也很荒谬，外乡人与本地人能一样吗。
丛兰此时明显已经气得脸色涨红：“姓解的，你这简直是自私之言，枉顾全局，天下非只有南直隶与浙江，朝廷之钱需用于养军赈灾，岂能独惠于你南直隶！南直隶浙江之民已富可日啖六畜之肉，日居两层之楼，可西北之民尚居土窑之洞，西南之民尚居岩穴！以粗粮番薯为食！东南之民已如此殷富，而西南西北之民尚不足温饱，岂能还厚东南而薄西北西南！”
“陛下，丛侍郎之言倒也在理，既然他不肯让朝廷之利惠江南之民，不如朝廷不再补给南直隶与浙江便是！又何必加赋于民，与民夺利，江南之官大都由朝廷会推，地方会选，皆是为民谋福祉的无私之官，且都清廉如水，也不会在乎钱财之物！”
南京吏部左侍郎余才这时候也说了一句。
“臣以为余侍郎所言甚是，南直隶与浙江可以不再接受朝廷救济！”户部主事万潮也跟着说道。
“南直隶巡抚伍文定你以为如何，还有浙江巡抚黄衷，你们是主政这两省的，应该最清楚”，朱厚照问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