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商臣家族是徽商大户，按照原有的税政，是按户籍名下田地数量征税，而他家户籍在徽州，徽州田少且因为朱厚照永久免除了天下徭役，民众投献积极性也不高，所以他家户籍名下田地数量不多，如果按照原来的缴税方式只需缴纳少量田赋。
（查了一下，真实历史上，明朝士绅并不是免税，只是免徭役和一定数额的免税田，所以这里，韦商臣还是要缴税）
但现在，熟稔江南实际情况，且知道江南经商的侨居者居多的丛兰与熊浃两北方官员，也就直接没让江南国税局再以户籍征税，而是直接按照商行与店铺、工坊征商税，而且也要求这些商行、店铺、工坊必须在相应府县的工商部门登记。
这样一来，即便韦商户籍在徽州，而全家和产业侨居江南，依旧需要缴纳比以前更多的商税。
韦商臣无法接受，也就写了奏疏，要劝阻朝廷新税政的实施。
但是，韦商臣的奏疏并没能呈递到御前，因为，现在朱厚照已经改革了行政程序，明确了具体分工，大理寺的官员属于司法体系，没资格评点税政的事。
这里，通政司官员白祥便把韦商臣的奏疏给放到了收集大理寺官员奏疏的一栏里，大理寺堂官在收到这奏疏后，出于保护韦商臣的目的，也没有把韦商臣抨击朝廷税政的事告到御前，也就打了回去，还批复不在其位当不谋其政。
韦商臣受到这奏疏后并不感谢大理寺的堂官，反而愤恨大理寺的堂官，言其僭越，代天子批奏疏，乃大逆不道之罪，并痛骂朝廷言路不通。
但事实上，不过是韦商臣等一些久在南京的官员，还不懂朝廷现在朝政运行的规矩而已。
当然，大多数官员还是知道这个规矩的。
翰林院编修王用实此时便知道朝廷现在的规矩，但也因为知道，王用实所以反而对朝廷现行制度更加不满。
在他看来，朝廷现在虽然把政务分的很明确，却也阻塞了言论，造成士大夫之权被严重限制，这让他不得不怀念以前的时代，以前无论官职大小类别都可以把奏疏曾递御前，对某项朝政大肆抨击一下，虽然难免惹怒陛下，被廷杖严惩，但至少可以捞个清名，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见。
可现在，王用实不得不承认，朝廷的言路被严重阻塞。
虽然言论是自由了，你想说就说啥，但在文字上的内容却很难再对天子和朝政造成影响，除非是自己分内的事。
士大夫很难再对天下事指指点点。
如今，这税政改革的事一通知下来后，王用实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因而不由得地怒道：“新税政之事，未颁发之前，无论是部堂高官还是清流储臣，皆不知其细节，更无法参与，如此下去，如何令天子兼听而明！这次，王某但以一死，而求陛下广开言路，毋令权臣误国。”
在王用实看来，这种加征税赋的事肯定是内阁与户部的官员们干的，毕竟政策是他们定的，如果他们不愿意，陛下也不能把政策推行下来，如同之前的政策一样。
王用实甚至认为朝廷制度如今变成官员无法干涉其他衙门之事，而且大理寺、刑部、近卫军各大总部有票拟之权，肯定也是权臣们搞的鬼，想分陛下之权。
所以，王用实跪在了莫愁湖行宫外，恳请面见皇帝，他要痛斥权臣之野心以及误国之举。
朱厚照见王用实跪在外面，也很佩服他的勇气，甚至也很欣赏他的单纯，但他并不喜欢王用实的愚钝，是的，他认为王用实是愚钝的，因为税政改革的事而痛批朝廷现行制度，明显是屁股坐在了自己的阶级上。
“让他跪着吧！”
朱厚照自然不会见这王用实，他一见也等于坏了自己的规矩，也不是说，他不能见，而是，他不能因为税政和朝政体制的事见，那样只会助长其他官员的气焰。
当然，朱厚照现在也不会再惩罚王用实，一是王用实是在反权臣没有和自己作对，二是王用实现在的行为从律法上说不算违规，就好比后世市民跪着要见市0委0书0记一样，作为“市高官”的自己总不能要把要见自己的“市民”王用实给打出去，那样只会失去天下人心。
